了大量粮种农具书籍和工匠，与其说是纯粹的远征军，不如说是一支移动的文明先锋。此时的东瀛日本正处于奈良时代晚期，朝廷权威不振，地方郡司势力坐大，沿海防御虽有警惕，但面对如此规模装备和组织程度完全跨代的唐军舰队，几乎不堪一击，可以说完美践行了要岛不要人的旨意。昭德四年末，长安下诏废东瀛国号，置都护府，分设数州，兴文教。同时又从内陆迁移主动报名的数十万百姓至瀛洲各岛，分给土地农具和种子，汉字唐音及律令制度被迅速推行。平定东瀛所激起的涟漪，席卷了整个东亚乃至更远地区的政治格局。昭德六年起，王朝扩张的步伐明显加快，方向更加多元。于北疆，持续移民屯垦与堡垒推进线，配合精锐骑兵的机动打击，将实际控制线不断向北推移，室韦契丹等部或臣服内徙，或远遁漠北，安北及单于都护府的辖境稳步扩大。于西北，则依托丝绸之路的繁荣和沿途屯戍城邦，安西都护府的势力越过葱岭，与正在崛起的大食势力在河中地区发生接触与摩擦。唐军以装备了马蹄铁和高桥马鞍，及部分明光铠的精锐骑兵为核心，辅以善于筑城守垒的步兵，在这一区域展开了一场持续多年的拉锯与博弈。最终在昭德十年，通过一场决定性的会战和后续的政治谈判，确立了双方在锡尔河流域的势力范围，大唐在此设立康居都督府。于西南，对南诏的经略从未停止，在军事压力的同时，更多的移民工匠和僧侣进入云南高原，开辟驿路，推广稻作与纺织，羁縻州府逐渐向正州转化。于南洋，庞大的舰队在稳定了瀛洲之后，继续向南向西探索。商路与军路并进，商船队后面往往跟着一两艘武装战舰护航，马来半岛苏门答腊和爪哇等地的港埠王国，纷纷遣使朝贡，请求内附。长安看着这些言辞恳切的请求，下令在南洋诸要冲设立镇守府或羁縻州，保护商路，剿灭海盗，至此大唐影响力再度直达天竺沿海。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如何治理，就成为了昭德十二年最严峻的考验。长安的策略清晰而坚定，以本土为帝国的绝对核心与轴心，这里是政治文化经济和军事的中心，所有的制度创新技术革命以及文化繁荣都将由此辐射。对于新征服或臣服的广阔疆域，则采取灵活多样的统治方式。核心区域外设第一圈，如吐蕃安南，云南大部和辽东纵深及漠南草原部分，设立正州或都护府，推行郡县制，移民实边，强力推行汉化政策。更外围的第二圈，如中亚的康居都督府，瀛洲诸岛，南洋的一些重要港口镇守府，漠北及东北部分羁縻地区，则保留较强的羁縻性质，由朝廷派遣得力将领，或宗室亲王出任都督都护，辅以流官，控制要地及交通线和军事，同时利用当地贵族进行治理，但要求其子弟入长安学习，逐步完成归化。最外围的第三圈，则是广大的朝贡国和势力范围，如部分南洋岛国和中亚某些城邦，则是保持名义上的臣属与朝贡关系，唐军一般不直接驻扎，但通过贸易文化和外交，以及必要时有限的军事干预施加影响。在这庞大的运转体系中，宗室与功臣扮演了关键角色。长安将不少宗室子弟，尤其是才干出众的，以及开国功臣和追随她多年的重臣后代，派遣到各重要都护府及都督府担任长官，或监督羁縻州。这些人带着家将和工匠以及学者前往封地，成为帝国在边疆的支柱，既酬谢了功勋，稳固了大唐的统治基础，又将可能出现的内斗转化为对外开拓的动力。在派遣这些人出任之前，长安对众人阐明原则，“军政大权，财赋之要，文教之枢，必须牢牢握于朝廷之手。”“诸王和都督，可享封地之利，掌绥靖地方之权，然军队调遣，高级官吏任免，赋税定额，律法颁行之事，皆需听命朝廷。”“朕要让他们做大唐伸向四方的臂膀，而非自成一国。”“有胆敢分疆裂土者，朕必亲诛！”庞大的帝国机器在全新的轨道上轰然运转。从中原到安西，从漠北到南洋，驿马奔驰，海船穿梭，将紫宸殿的政令与各地的情况飞速传递。高效的官僚系统，发达的交通网络，强大的军事威慑和兼容并包的文化政策，共同维系着这个亘古未有的多民族跨洲际的帝国。昭德十八年，长安已年近六旬。此时帝国疆域东起瀛洲诸岛，西抵锡尔河乃至里海东岸，北逾漠北贝加尔湖一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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