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出意外，今晚村子依旧没来电。
年前那场大雪压断了几处电线，这几天电力局的人一直在抢修。
但白石村太偏，线路又长，修起来慢。
村里人也早就习惯了。
没电就没电吧，反正有煤油灯，照样能过日子。
周卿云点亮书桌上的煤油灯。
玻璃灯罩擦得透亮，灯芯是新换的，火苗跳动着，发出稳定而温暖的光。
他把今天买的那捆报纸搬到桌上，解开绳子。
厚厚一摞，有十几份。
他深吸一口气，开始阅读。
先从《光明日报》开始，那是他白天在工棚里匆匆看过的那份。
重新仔细看，字里行间的意味更加清晰。
那篇关于版税合同的报道，写得很客观，甚至可以说是中立。
记者只是陈述事实：国内第一份作家版税合同诞生，签约双方是《萌芽》杂志社和一位笔名为“卿云”的青年作家。
合同主要内容：10%版税率，二十万册生效门槛。未透露作家真实姓名。
但后面的评论，可就没那么客气了。
周卿云一份份报纸看过去。
《文艺报》上，一位老作家写专栏：“稿费制是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优良传统，体现了国家对知识分子的关怀。盲目引进版税制，可能导致文化商业化，损害文学创作的纯粹性。”
《文学评论》上，某大学中文系教授撰文：“一个十九岁的青年作家，作品尚未经过时间检验，就享受如此优厚待遇，是否操之过急？这对其他兢兢业业写作几十年的老作家是否公平？”
《文化周刊》的评论更尖锐：“这是典型的‘造星运动’，是出版社急功近利的表现。文学不是娱乐，作家不是明星。用商业手段包装作家，最终损害的是文学的尊严。”
周卿云一边看，一边在手边的笔记本上记录。
他的字写得很工整，一页页翻过去，记下的内容越来越多。
“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商业化损害纯粹性……”
“作品未经时间检验……对老作家不公平……”
“造星运动……急功近利……损害文学尊严……”
记到第三页时，周卿云停笔，揉了揉太阳穴。
他到底还是低估了这件事的冲击力。
版税制，在这个年代，确实是个敏感话题。
它触及的不仅是利益分配，更是意识形态、文化观念、行业传统。
说它是一场“文化地震”，一点都不夸张。
而他自己，显然已经被推到了震中。
周卿云苦笑着摇摇头。
他高估了自己的文学地位，又或者说，在这些人眼里，他压根就没有什么“地位”。
也许在那些文坛前辈眼里，他只不过是个运气好的年轻人，写了一本还算受欢迎的青春小说。
至于文学成就？
文坛地位？
恐怕“狗都不如”。
可就是这个“狗都不如”的小年轻，却当他们的面干了件破天荒的事。
文人相轻，自古皆然。
谁受得了自己没做成的事，被一个毛头小子干成了？
士可忍，孰不可忍。
周卿云继续往下看。
越看，脸色越沉。
如果说前面的批评还算克制，讲究个“有理有据”，那后面的文章，就有点“图穷匕见”的意思了。
特别是首都那位“王老炮”写的专栏。
王老炮……周卿云知道这个人。
1988年的王老炮，以大胆、犀利、不按常理出牌的文风著称。
他什么都敢写，什么都敢说，什么都敢骂。
在今天的《北京青年报》上，王老炮写了篇专栏，标题就叫：《小年轻，你凭什么？》
文章写得那叫一个唾沫横飞，那叫一个尖酸刻薄。
“听说有个十九岁的小年轻，跟杂志社签了份版税合同，10%的版税率，二十万册生效门槛。好家伙，这待遇，比咱们这些写了十几年、几十年的老家伙都强。”
“我就纳闷了，这小年轻到底写了啥惊世骇俗的作品？是写出了《红楼梦》第二，还是《战争与和平》中文版？哦，我查了查，原来是本青春小说，《山楂树之恋》。讲男女之间的那点事，纯情得跟白开水似的。”
“我不是说青春小说不好。但这么一本小情小调的东西，就值得出版社打破行业规矩，开出天价合同？是出版社疯了，还是咱们这些读者傻了？”
“要我说，这就是典型的‘捧杀’。出版社想造星，想赚钱，不管不顾地往一个人身上砸资源。小年轻呢，被这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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