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站的出站口像一口煮沸的大锅，蒸腾着八月的热浪和南腔北调的喧嚣。
周卿云护着帆布包和鸡蛋网兜，在人群中艰难穿行。
汗顺着额角往下淌，衬衫后背已经湿透了一大片。
就在他四下张望，寻找公共汽车站时，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前方响起：
“复旦的新同学！这边！复旦的往这边集合！”
只见出站口外的空地上，支着几张简陋的木桌，桌上立着硬纸板牌子，上面用毛笔写着“复旦大学新生接待处”。
几个穿着白色短袖衬衫、胸前别着红色校徽的年轻男女正在那里招呼着，脸上洋溢着属于这个时代大学生的朝气和热情。
出站口的人群，看着他们的眼神都要明亮许多。
这个年代的大学生，还是复旦大学，含金量，真的，太高了！
周卿云快步走过去。
“同学，是复旦的新生吗？”一个戴着眼镜、笑容爽朗的男生迎上来，他看上去约莫二十三四岁，应该是高年级的学长。
“是的。”周卿云说着，从怀里掏出录取通知书。
学长接过来看了看，眼睛一亮：“周卿云……好名字！跟我来登个记。”
学长在记录周卿云的信息后便带他踏上了不远处的大客车。
车上已经坐了不少新生，脸上都带着初到大城市的兴奋和忐忑。
当解放牌大客车驶过外白渡桥时，黄浦江的风裹挟着水汽涌进车窗。
周卿云望着窗外，外滩那些花岗岩筑就的欧式建筑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历史的微光，海关大楼的钟声正敲响三点。
这就是1987年的上海。
喧腾，蓬勃，带着海派特有的精明与骄傲。
“看到没？那边就是外滩！”坐在旁边的学长指着窗外，语气里带着主人般的自豪，“以后有的是时间逛。咱们学校在杨浦区，马上就到。”
学长叫刘建明，历史系大三，江西人，说话时总爱扶一扶鼻梁上的黑框眼镜。
他胸前别着的复旦校徽擦得锃亮，在阳光下微微反光。
“对了，周同学，你是哪个系的？”刘建明问。
“中文系。”
“中文系啊！”刘建明的声调高了些，“那可是咱们学校的王牌之一。虽然……”
他顿了顿，嘴角扬起一个微妙的弧度，“虽然总有人拿北大中文系说事，说什么‘北有北大，南有复旦’，但咱们自己知道，真要论思想活跃、眼界开阔，咱们不输谁。”
他身体微微前倾，像在分享什么重要心得：“北大那边，太‘正’了。写东西总要考虑这个考虑那个。咱们上海不一样，《收获》就在这儿，海纳百川。你看这几年冒头的作家，王安忆、程乃珊、孙甘露……哪个不是上海出去的？这叫水土！”
周卿云安静地听着。
八十年代高校间的这种微妙竞争，他再熟悉不过。
每个学校的学生都以自己的母校为傲，尤其在文学领域，南北之分、京海之争，从来都是津津乐道的话题。
“不过话说回来，”刘建明拍了拍周卿云的肩膀，“能考进复旦中文系，你就是同龄人里的尖子。别的不说，光是高考那道坎，就筛掉了百分之九十九的人。现在国家培养你们这些大学生，学费全免，每月还有补助：十二块五，三十五斤粮票，够体面了。”
他说得理所当然。
是啊，从1977年恢复高考起，这已经是惯例了。
国家把大学生当宝贝，因为他们是真正的“天之骄子”，是四个现代化建设的栋梁。
大客车拐进邯郸路，复旦的校门出现在眼前。
青砖门柱，伟人题写的“复旦大学”四个大字苍劲有力。
校门口进进出出的学生，有的骑着“永久”自行车，车铃叮当作响；有的抱着书本步履匆匆；女生们大多穿着素色的连衣裙，男生则是白衬衫蓝裤子，朴素却难掩朝气。
周卿云的心跳快了一拍。
前世，他在这里度过了人生的大部分时光，读书、教书、退休。
那些梧桐道，那些红砖楼，那些彻夜不熄的图书馆灯光，早已刻进骨子里。
可这一次，感觉完全不同。
“到了到了！”刘建明率先站起来，“走，我带你去办手续。”
报道处在老教学楼的一层。
几张课桌拼成的长条桌后面，坐着几个老师和学生干部。
队伍不长，很快就轮到了周卿云。
“姓名，专业。”一个戴着眼镜的女老师头也不抬地问。
“周卿云，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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