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非常清楚，自己已经深入到这片数字治理的“无人区”，前方的道路依然迷雾重重，暗礁遍布。
然而，尽管面对如此多的困难和挑战，孟寻的眼神却愈发坚定。
他深知自己所肩负的责任重大，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他就绝不会半途而废。
境外媒体的炒作并非空穴来风。
孟寻主导的数据治理思路，尤其是强调数据主权和安全可控的原则，触动了一些跨国科技巨头和其背后国家的神经。
一场围绕数字规则制定权的国际博弈，悄然拉开了序幕。
在某西方大国主导的一场非正式“数字经济部长级对话”中，对方代表看似关切地提出：
“我们注意到贵国在数据治理方面有一些新的立法动向，我们担心这可能会设置新的贸易壁垒，
阻碍数据的跨境流动，这与全球数字经济的开放精神相悖。”
参与会谈的商务部同志据理力争，强调各国都有权根据自身国情制定规则，维护国家安全和公民隐私。
但对方态度强硬，暗示这可能影响未来的双边经贸关系和国际合作。
消息传回国内，在高层会议上，分歧再次出现。
有观点认为，不宜在数据规则上过于“特立独行”，以免在国际上被孤立，影响对外开放大局。
这种声音，与国内某些希望维持宽松数据环境以吸引外资的势力形成了呼应。
压力再次传导到“数字办”，传导到孟寻身上。
他负责起草的《数据安全法》配套实施细则，其中关于数据出境安全评估的条款，成为了争论的焦点。
就在孟寻应对国际压力的同时，谢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
一次家族聚会后，三叔谢建新看似随意地与孟寻聊起了工作。
“谢寻啊，听说你最近搞的那个数据出境评估，条款设得比较严格？”
谢建新端着茶杯，语气温和，
“魔都这边很多外资企业、研发中心都挺关注的，担心会影响他们的全球业务协同和创新合作。
你看，是不是可以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适当考虑一下操作的便利性？
毕竟，营造国际化、法治化的营商环境很重要。”
上官云也在旁边补充道：“是啊，你三叔在地方，压力也大。现在经济下行压力不小，稳外资、稳预期是头等大事。”
孟寻能感受到，这并非简单的关心。
三叔主政的魔都，是外资高地，对数据跨境流动的需求最为迫切。
龙业集团虽然与他和解，但其庞大的业务同样涉及大量数据跨境。
三叔和三婶的话，代表了地方发展现实压力与家族关联利益的双重考量。
“三叔，三婶，我明白地方的难处。”
孟寻斟酌着词句，
“数据安全是底线，不能动摇。但我们在制定细则时，会充分考虑不同场景、不同风险等级，实施差异化管理，不会‘一刀切’。
对于符合条件、风险可控的正常商业和科研数据流动，我们会开辟‘绿色通道’，确保不影响合法合规的国际合作。”
他的回答不卑不亢，既坚持了原则，也留下了灵活空间。
谢建新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但孟寻能感觉到，家族内部对于他推行政策的力度和节奏，存在着不同的看法。
这让他意识到，即便在家族内部，平衡不同利益诉求也是一门复杂的艺术。
除了制度层面的博弈，另一条战线——核心技术自主可控的争夺也日趋白热化。
孟寻在调研中发现，我国在数据存储、处理、分析的一些基础软件和核心硬件上，对国外技术的依赖度依然很高。
这不仅是成本和效率问题，更是巨大的安全隐忧。
他极力推动设立“数据基础设施关键技术攻关”专项，希望能集中力量突破分布式数据库、大数据处理引擎、隐私计算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
然而，这一提议遭到了不小的阻力。
一些观点认为，全球产业链分工合作是主流，重复造轮子成本高昂，不如直接引进成熟技术。
这背后，既有路径依赖的思维定式，也可能存在着与国外技术巨头利益捆绑的复杂因素。
在一次部门协调会上，一位来自技术引进部门的专家直言不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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