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60年代中期，中国面临着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加强国防力量、平衡全国工业布局，国家做出了一项重大决策——开展大规模的三线建设。无数工厂、科研机构从沿海和边疆的一线地区，向着中西部深处的三线地区迁移，不仅是为了应对可能的战争威胁，更肩负着带动内地经济发展的重任。
那些响应号召来到三线的建设者们，来自五湖四海。有从上海、沈阳等沿海发达城市大型工厂、科研院所抽调来的高级工程师和技术工人，他们放弃了舒适的城市生活和成熟的工作环境；有纪律严明的退伍军人，他们能快速适应艰苦环境，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安保任务都冲在前面；还有带着知识与热情的应届毕业生，为三线建设注入新鲜血液，在各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三线单位大多藏在四川、贵州、陕西、湖北等省份的山区里，交通不便，地形复杂。但每个单位都是一个独立的小社会，有自己的厂区、生活区，周围被连绵的山脉和蜿蜒的河流环绕。它们涉及的行业广泛，有生产枪炮、弹药、坦克、军舰、战斗机零部件的国防军工企业，有制造钢铁、煤炭、电力设备、机床、汽车配件的基础工业厂家，还有在深山里钻研导弹技术、卫星通信技术、核工业的科研单位。
那年深秋，任世和攥着调令的手心里沁出了一层薄汗。调令上“国营某第一建筑工程公司”的钢印油墨还没干透，在阳光下泛着冷硬的光，像一块沉甸甸的石头压在他心头。胸前崭新的工作牌把衬衫领口都压得发皱，塑料封套里的照片上，他的笑容比背后光秃秃的钢筋骨架还要僵硬——那是他来报道前特意去照相馆拍的，想给新单位留个好印象，可紧张劲儿全写在了脸上。
报到那天，厂区门口的红砖墙上还留着褪色的标语：“好人好马进三线，备战备荒为人民”。红色的颜料虽然斑驳，可每个字都透着一股子振奋人心的力量。门卫室里，铁皮柜上摆着一台老式手摇电话机，黑色的听筒旁，值班日志里密密麻麻记满了各工区的调度信息，字里行间都是忙碌的气息。任世和在人事科登记时，无意中看到自己名字旁边画着个小小的红星，人事科长用红笔圈出来，笑着告诉他：“小伙子，好好干，你是重点培养对象。”
车间主任是个皮肤黝黑的中年人，说话声音洪亮。他拍着任世和的肩膀，工装袖口露出三道深浅不一的补丁，一看就是常年在一线干活的老工人。“能从临时工转正不容易，”主任的语气里带着几分赞许，“当年我们这批支援三线的，都是扛过炸药包的，条件比现在苦多了。”话音刚落，远处的塔吊突然响起尖锐的哨声，几个工人抬着沉重的预制板匆匆跑过，溅起的泥点落在任世和锃亮的新皮鞋上，留下几个深色的印子。任世和刚想擦，主任就笑着摆摆手：“没事，在这儿干活，鞋子上没泥才不正常。”
到了饭点，食堂里满是搪瓷缸碰撞的叮当声。老工友们围坐在一张张简陋的桌子旁，用铝制饭盒分着锅里的萝卜炖白菜。虽然菜里没多少油星子，可大家吃得津津有味。“听说了吗？张工的老婆从四川调过来，折腾了三年才解决户口。”有人压低声音，筷子在饭粒间扒拉出个小坑，语气里满是无奈，“咱们这种‘半边户’，就像断了半截的脚手架，在这儿扎不了根，回老家又顾不上，两头都落不稳。”任世和听着，默默扒了一口饭，心里想起了远在老家的妻子和孩子。
深夜加班是常有的事。任世和蹲在工地图纸前，头顶的白炽灯嗡嗡作响，光线昏黄却刺眼。图纸边缘已经泛黄，上面还留着七十年代建设者的字迹，有些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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