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将冲垮自耕农的生计，赋税徭役的重压总会碾碎百姓的希望。
传统治国模式下，“有田可种”不过是盛世表象，一旦遇上灾荒战乱、权贵巧取，百姓依然逃不脱流离失所的命运。
这或许正是李骜强调经济流动、产业革新的深意——比起固守田亩的被动求生，激活百业的主动创造，才可能为百姓寻得真正的安身立命之道。
朱标心中翻涌着前所未有的困惑与思索，无数问题如乱麻般缠绕：经济流转如何平衡各方利益？工坊兴起是否会动摇农本根基？打破传统治理框架又该如何维系王朝正统？
这些疑问在他脑海中反复碰撞，却终究没有脱口而出。
作为自幼饱读经史、随父理政的储君，朱标有着超越常人的敏锐与执着。
他没有急于反驳或求全解惑，而是将李骜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刻入心底，如同收藏一卷尚未破译的古籍。
朱标明白，这些新思想需要时间沉淀，需要结合朝堂实务与民间疾苦反复印证，方能真正领悟其中的深意。
见此情形，李骜并没有急着给他灌输新的思想。
反正时间还有很长，改造这位大明太子爷，并非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太子标三观已经在儒生影响下形成，现在再想改变那可就难了，没有那么容易。
随即太子标就转移了话题，苦笑道:“李骜，你可知这样做，会让你成为众矢之的啊！”
“你本是武勋出身，为什么还要这样做呢？”
“为什么？”李骜嗤笑道，“因为儒学已经腐朽了！他们这条路是走不通的！”
自西汉董仲舒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儒学便如同根系般深深扎入封建王朝的统治土壤。
曾经与儒家分庭抗礼的法家刑名之学、墨家兼爱非攻之说，皆在历史长河中逐渐式微，或被吸纳改造，或消散于岁月尘埃。
历经千年演变，儒学从先秦诸子之一跃居治国正统，其地位之尊崇，早已不容撼动。
及至宋元明清，程朱理学更是独领风骚。朱熹耗费毕生心血校订的《四书章句集注》，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熔铸一炉，构建起严密的理学体系。
这套学说不仅成为科举取士的核心标准，更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元朝以降，程朱理学被钦定为官方正统，天下学子无论寒门贵子，皆须在官学私塾中研习其精义。
朱文公注解的字句成为金科玉律，程颢、程颐的论断化作治学圭臬，任何质疑与辩驳都被视作离经叛道。
即便名震朝野的鸿儒硕学，在著书立说、开坛讲学之际，也必须谨守程朱藩篱，不敢越雷池半步，以免触犯士林忌讳，招来非议责难。
然而，当儒学被捧上神坛，成为不容置喙的绝对真理，其发展轨迹便逐渐偏离了百家争鸣时的鲜活生命力。
程朱理学构建的森严礼教体系，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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