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
“他们从一个月前就在计划除掉我们，”虞倩说，“只是我们行动更快。”
资金流向记录更惊人：不仅包括赞助人向“新生计划”的捐款，还包括向政府官员、媒体人、学者的“咨询费”和“研究资助”，显然是为了换取政策支持、舆论引导和学术背书。
名单上有十七个名字，包括三名现任政府官员、五名媒体高管、六名大学教授，甚至还有两位知名的心理健康倡导者。
“这些人公开呼吁关注心理健康，背地里却在推动‘自愿清除’理念，”虞倩感到恶心，“他们把倡导变成了筛选工具。”
最令人不安的是一个名为“清源2.0”的子文件夹，里面是第四代计划的升级版：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自动化识别“情绪低效个体”，并通过个性化内容推送、社交影响、甚至药物递送，实现“规模化情绪优化”。
计划进度显示，已经在三个社区进行了小规模测试，“引导成功率”达到68%。
“他们已经从手动引导转向自动化系统，”陈默意识到，“王牧、江海这样的‘引导者’将被算法取代。规模可以无限扩大。”
“而且更难追查，”虞倩补充，“没有具体的凶手，只有‘系统推荐’和‘个人选择’的结合。”
他们需要将这些证据公之于众，但之前的尝试已经证明，常规渠道已被控制。
“我们需要一个他们无法删除的平台，”陈默思索，“或者一个他们不敢删除的时刻。”
虞倩突然想到什么：“国际媒体。林建国能控制国内媒体，但无法完全控制国外。如果我们能把证据交给有影响力的国际媒体...”
“风险很大，可能被定性为‘勾结外部势力’，”陈默说，“但确实可能突破封锁。”
“还有另一个方法，”虞倩调出一份文件，“下个月，世界心理健康大会在本市召开。林建国是主办方之一，他会在开幕式上做主旨演讲。届时会有大量国内外媒体在场。”
“你想在那个时候公开？”
“如果在那个时候，通过技术手段，将证据直接投放到会场大屏幕，同时发送给所有与会记者...”虞倩的眼睛亮起来，“他们无法当场删除，无法完全控制传播。而且国际关注会给本地调查带来压力。”
陈默思考这个计划的可行性：“需要精确的时间控制、技术能力和现场配合。我们只有两个人，而且被通缉。”
“我们不需要亲自到场，”虞倩说，“只需要一个可靠的现场内应，和一套自动化投放系统。”
她开始设计计划：“大会的AV系统肯定有网络接口。如果我们能提前植入恶意软件，在指定时间触发，就可以远程控制。内应只需要确保软件被安装。”
“内应人选？”
虞倩调出大会工作人员名单，快速浏览：“这个人，刘静，技术协调员。小王以前提过她，说她曾因拒绝伪造数据被公司开除，有原则。”
“怎么联系和说服她？”
“通过她的前同事，也是小王的朋友，”虞倩已经开始操作，“用深网建立加密通信链，但需要时间建立信任。”
接下来的三天，他们隐藏在旧公寓里，一边分析硬盘数据，一边策划大会行动。虞倩通过多层加密网络与刘静建立了联系，最初只是试探性询问大会技术细节，逐渐建立信任。
刘静起初很警惕，但在虞倩出示部分证据后，她震惊地表示愿意帮忙。
“我妹妹有抑郁症，差点自杀，”她在加密聊天中说，“如果真有这样的系统在运作，我必须阻止它。”
与此同时，陈默准备物理证据的展示材料：精简但有力的ppt、视频剪辑、关键文件扫描件。他们计划在大会第一天下午，林建国演讲进行到一半时触发。
但就在大会前三天，意外发生了。
刘静突然失联。约定的通信时间她没有上线，手机也无法接通。
“出事了，”虞倩感到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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