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情绪优化”实验，对象是精神病院的患者和监狱的囚犯。
实验记录冷酷而详细：“受试者23号，诊断为慢性抑郁，经引导后选择绝食，第9天死亡。数据表明，罪恶感植入成功率与受试者童年创伤程度成正相关...”
“受试者47号，因伤害罪入狱，表现出强烈悔恨。通过强化其罪恶感并植入‘血债血偿’概念，成功引导其狱中自杀。证明传统文化概念可增强引导效果...”
一页页翻过，虞倩感到越来越窒息。这些实验为后来的“清源行动”和“新生计划”提供了方法论基础。而所有实验对象都被标记为“自愿参与心理研究”，家属得到的解释是“病情恶化”或“意外”。
“他们用最脆弱的人做实验，”她声音颤抖，“那些已经边缘化、无人关注的人...”
陈默的手机响了，是省厅的直接回复：“证据已收到，正在审核。鉴于案件敏感性和涉及高级别官员，将成立特别调查组，由部里直接领导。你和虞倩同志暂时不要公开行动，等待进一步指示。注意安全。”
“特别调查组需要时间，”陈默说，“但林建国可能已经察觉了。”
确实，当天下午，他们收到消息：林建国“因病请假”，不知所踪。他的办公室和住宅都已被清理干净，没有任何文件留下。
“他逃了，”虞倩说，“或者转入了更深的隐藏。”
更令人不安的是，当晚虞倩收到一个包裹，寄件人空白。里面是她妹妹虞薇的全部病历和心理评估报告复印件，每一页都有详细的批注，分析她的“自我惩罚倾向”和“可引导性”。
包裹里还有一封信，打印字体：
“虞教授：
你妹妹的数据对我们很有价值。现在，你的数据同样宝贵。
观察继续，实验升级。
救赎之路有多种形式，最终都会通向同一个终点。
——观察者”
随信附带的U盘里，是一个数据可视化界面，标题是“救赎者轨迹分析：虞倩”。屏幕上，一条曲线记录着她从妹妹去世到现在的情绪波动、行为选择、调查进展...所有的隐私都被量化、分析、预测。
曲线末端分叉成两个预测路径：一条是“自我清除可能性：78%”，另一条是“对抗升级可能性：22%”。下面有一行注释：“当前干预策略：增强罪恶感触发，测试抗压阈值。”
虞倩关掉界面，感到一阵冰冷的愤怒。她不仅是受害者家属，不仅是调查者，现在成为了实验对象本身。她的痛苦、她的挣扎、她的选择，都成为了数据点。
“他们在用我测试他们的模型，”她对陈默说，“如果我走向自我毁灭，证明他们的理论正确；如果我选择对抗，他们获得对抗性反应的数据。无论如何，他们都在赢。”
“那就给他们一个意想不到的数据点，”陈默说，“一个不在他们模型预测内的选择。”
“什么选择？”
“公开一切，”陈默坚定地说，“不通过官方渠道，不等待特别调查组。直接向公众公开全部证据，让阳光成为武器。”
这是一个冒险的决定，可能违反程序，可能危及职业生涯，但可能是唯一能打破这个封闭系统的方法。
他们开始准备：整理证据的关键部分，编写说明文档，联系可信赖的调查记者，准备在多个平台同时发布。
但“观察者”网络的反应比他们预想的更快。
第二天清晨，陈默和虞倩被紧急召回警局。局长办公室里，气氛凝重。除了局长和老李，还有两位来自上级纪检部门的官员。
“陈默同志，虞倩同志，我们收到举报，”一位纪检官员严肃地说，“指控你们在调查中伪造证据、滥用职权、甚至涉嫌与犯罪组织有不当联系。”
“什么？”陈默难以置信。
“举报材料包括你们与在逃嫌疑人林建国的通讯记录、你们私自保存案件证据的记录、以及...”官员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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