便携式脑电图设备记录了同步的神经波动。”徐博士在电话中解释，“在2点17分，他们的大脑显示出一致的异常活动模式，主要集中在颞叶和顶叶。非患者对照组没有这种模式。”
“原因是什么？”
“我们还不知道。”徐博士承认，“但有一个假设：长期形成的跨感官连接网络，可能在特定条件下产生共振，类似于调谐到同一频率的无线电接收器。”
“这会带来风险吗？”
“潜在风险是，如果这种共振增强，可能引发更强烈的群体感官体验，甚至影响未受影响者。但也有可能，这只是大脑适应新连接模式的自然过程。”
事件发生后的一周里，又发生了三次类似的同步体验，但强度减弱，参与人数减少。患者群体内部建立了沟通网络，分享体验，寻找模式，支持彼此。
“我们正在学习理解这些现象。”李文在患者小组会议上说，“不是作为疾病症状，而是作为新的感知方式。通过共享经验，我们开始识别触发因素——特定的天气条件、集体情绪状态、甚至某些电磁频率。”
林悦补充：“我们也发现，通过正念和冥想，我们可以更好地控制这些体验，减少它们对日常生活的干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能主动引发特定体验，用于艺术创作或问题解决。”
患者群体逐渐从“受害者”转变为“探索者”，从被动承受症状到主动理解和管理。这种转变让陈默看到了新的可能性：技术引发的改变不一定只能是问题，也可以成为资源，如果人们有足够的支持和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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