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机制不同。”徐博士调出另一组数据，“我们监测了患者群体的脑电波同步情况。发现当他们在物理上接近时，大脑活动的相似度会增加。这暗示可能存在群体层面的神经适应。”
林薇此时也赶到了研究所，听到这一发现后问：“这会影响其他人吗？没有症状的普通人？”
“我们正在研究。”徐博士说，“初步数据显示，长时间与症状患者密切接触的人，脑电波模式会轻微变化，但尚未发展出完整症状。这可能是低水平的人际神经同步效应。”
陈默感到熟悉的不安：技术引发的改变，正在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在社会层面扩散和演化。
“我们需要扩大监测范围。”他决定，“但要以尊重和自愿为前提。患者不是实验对象，他们是受影响的人。”
徐博士点头：“这正是我们设计新研究方案时的核心原则。所有参与者充分知情，完全自愿，随时可以退出。研究目的是帮助他们理解和管理自己的状况，同时为神经科学提供新知。”
离开研究所时，林薇问：“陈科，你觉得这种现象会如何发展？”
“我不知道。”陈默诚实回答，“但我知道我们必须以尊重和谨慎的态度面对。技术改变了这些人的大脑，但改变不一定就是缺陷。关键是他们是否有自主权，是否能控制这种改变对他们的意义。”
第二天，陈默收到监狱的通知：张振华申请假释听证会，希望他作为证人出席。
假释听证会在监狱的会议室举行，气氛正式而克制。张振华穿着整洁的囚服，头发梳理整齐，看起来比两年前更加平静。评审委员会由法官、心理学家、社会工作者和受害者代表组成。
“张振华，你在服刑期间的表现良好。”主审法官翻阅记录，“参与了多项研究项目，提供了专业知识，帮助建立了神经技术监管框架。你对自己罪行的认识是什么？”
张振华深吸一口气：“我认识到，科学探索必须服务于人的尊严，而不是相反。我让科研野心遮蔽了伦理责任，将他人视为实验对象而非独立个体。陆远的死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无论具体剂量是由谁修改的，实验本身已经越过了底线。”
受害者代表——陆远的母亲——静静地坐着，表情复杂。陈默注意到她手中握着一张旧照片，边缘已经磨损。
“如果你获得假释，有什么计划？”心理学家问。
“我计划继续参与神经伦理研究，但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张振华回答，“不是主导实验，而是提供咨询，帮助年轻科学家避免我的错误。我也想...尝试修复一些伤害，如果可能的话。”
“什么伤害？”
张振华看向陆远的母亲：“我知道无法让陆远复活，但也许可以帮助其他受影响者。我在研究神经适应和康复的方法，基于我在监狱里对‘镜像计划’数据的重新分析。”
听证会持续了一小时。最终，委员会决定批准假释，但有严格条件：不得从事涉及人类受试者的研究；定期向假释官报告；完成社区服务；继续接受心理辅导。
离开监狱时，陈默在停车场遇到了陆远的母亲。她站在车旁，望着监狱的高墙，眼中情绪难辨。
“李阿姨。”陈默轻声打招呼。
她转过身，勉强微笑：“陈警官。谢谢你这些年的工作。”
“这是我的职责。”
“我知道。”她低头看着手中的照片，“有时我在想，如果陆远还活着，他会如何看待这一切？技术、伦理、神经权利...这些对他来说可能是抽象概念，直到它们夺走了他的生命。”
陈默不知如何回应。有些损失无法弥补，有些伤痛无法痊愈。
“但我今天来，不只是为了听证会。”李阿姨继续说，“我想见陆明。如果他愿意的话。”
这个请求让陈默感到意外：“您确定吗？”
“我思考了两年。”她说，“陆明也是受害者，虽然方式不同。而且...在某些方面，他承载着陆远的某些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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