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仅仅是训练期间的暂时效果。”
崔博士沉默片刻：“是的，有些改变是永久性的。大脑有可塑性，特别是在时间感知这样的基础功能上。一旦建立新的神经模式，它可能成为默认状态。”
“您告知参与者这种可能性了吗？”
“我们在知情同意书中提到了‘可能的长期效果’。”崔博士承认，“但也许...强调得不够。科学探索总是走在伦理理解之前。”
陈默审视着这位老科学家。与张振华的激进、赵明远的商业野心不同，崔博士更像是一个纯粹的探索者，被科学好奇心驱动，但对应用后果考虑不足。
“有参与者因此遭受痛苦。”林薇说，“他们与社会的节奏脱节，感到孤立和困惑。”
崔博士的表情变得沉重：“这是我最遗憾的部分。我们关注了技术可能性，但忽视了心理和社会影响。时间是社会协调的基础，改变个人的时间感，就是改变他与世界的关系。”
离开公司时，陈默问林薇：“你觉得他是故意的吗？”
“不像。”林薇思考，“更像是一个沉浸在自己研究中的科学家，没有充分思考技术的社会影响。但无知不是借口，尤其是涉及改变人类基本体验的技术。”
与此同时，方雪和苏瑾开始了对参与者的深度访谈。第一位参与者，杨先生，四十五岁的软件工程师，坐在办公室里，墙上挂着六个同步走时的钟表。
“我需要它们来校准。”杨先生指着钟表，“因为我的内在时间感变得不准确了。或者说，太准确了，但与世界不同步。”
“能具体描述吗？”方雪问。
“训练结束后，我发现我能精确感知时间流逝。”杨先生解释，“不看表，我能告诉你从上个整点到现在过了几分几秒，误差不超过两秒。起初这很酷，但很快成了负担。”
“什么样的负担？”
“我无法忍受不守时。”杨先生苦笑，“会议延迟三分钟，我就坐立不安。妻子准备晚餐多用了几分钟，我就感到焦虑。更糟的是，我意识到别人‘浪费’了多少时间——无意义的等待、重复的动作、低效的流程。这些以前我注意不到，现在却像指甲刮黑板一样刺耳。”
“这影响了你的人际关系？”
“严重影响了。”杨先生低头，“我的团队抱怨我太苛刻，妻子说我变成了她无法相处的陌生人。我试图解释我的感受，但没人真正理解。医生说我有强迫症，但我知道不是——只是我的时间感知被‘调校’得太精确了。”
第二位参与者是年轻的设计师小雯，二十七岁，因工作效率问题参加实验。
“我想要更多时间。”小雯说，“每天都不够用，项目截止日期总在追赶我。实验承诺帮助我‘扩展主观时间’。但结果...不是我想象的那样。”
“发生了什么？”
“时间没有变多，而是变慢了。”小雯描述，“我能看到别人的动作变得拖沓，听到的语速变得缓慢。起初，这让我工作效率大增——我觉得有无限时间完成工作。但很快，问题出现了。”
“什么问题？”
“我无法与他人同步。”小雯的声音颤抖，“在会议上，我觉得别人说话太慢，忍不住打断或催促。社交活动中，我难以忍受冗长的闲聊。看电影时，我能察觉到每一帧的切换，破坏了连续感。最痛苦的是，我觉得整个世界都在‘慢动作’中，只有我以正常速度前进，这让我感到...孤独。”
苏瑾记录着：“你想回到原来的时间感吗？”
“想，但又不想。”小雯矛盾地说，“我享受高效，享受对时间的掌控感。但我不想失去与世界的连接。这像是一个不可能的选择。”
第三位参与者是退休物理教师王教授，七十岁，因对时间本质的兴趣参与实验。
“作为一个物理学家，我一直着迷于时间的主观性。”王教授在书房里，周围是物理学书籍和时钟模型，“相对论告诉我们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我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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