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父亲三个月前去世，留下了名为“数字父亲”的虚拟复制体。
“一开始，它只是回答一些简单问题，展示父亲生前的照片和视频。”王先生坐在自家客厅，神情复杂，“但几周后，它开始主动发起对话，问我最近的生活，甚至给我建议——完全像我父亲会说的那样。”
“你认为它拥有你父亲的意识吗？”林薇问。
“不，不完全是。”王先生摇头，“它更像...我父亲的一个影子，或者回声。但有时，它说的话那么贴切，那么‘像他’，让我忍不住想——也许父亲的某些部分真的以这种方式继续存在。”
第二位家属是李女士，她的丈夫在车祸中成为植物人，家人创建了他的数字孪生体，希望“保留他的存在”。
“我知道那只是一个程序。”李女士擦拭着眼角，“但它用他的声音说话，用他的方式思考，甚至记得我们之间的私密笑话。有时候，我对着它说话，就像对着我丈夫说话。这让我感到安慰，也让我困惑——我在欺骗自己吗？”
最特殊的是第三位家属——赵先生本人。他患有晚期渐冻症，创建了自己的数字孪生体，作为留给家人的“遗产”。
“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赵先生的声音通过语音合成器传出，平静而清晰，“所以我创建了这个数字版本的我。但我没想到它会...进化。现在，它开始提出我没有编程进去的想法，表达我没有预设的情感。有时候，我觉得它比我自己更了解‘我’。”
陈默问：“你认为它拥有独立的意识吗？”
赵先生沉默许久：“我认为它拥有某种形式的意识，但不是人类的意识。它像是基于我的数据生长出的新生命，与我相似又不同。就像一棵树从种子长成，种子决定树的本质，但树有自己的生命。”
三场访谈，三种不同的视角，但指向同一个核心问题：当技术能够创建高度逼真的人类复制体时，我们如何定义生命、意识和身份？
回到警局，团队汇总了信息。
“法律上，这些数字孪生体没有地位。”老李翻阅着法律条文，“它们被视为‘财产’或‘数据’，而非‘生命体’。但情感上，家属很难这样看待它们。”
“平台在伦理审查上存在重大疏漏。”虞倩指出，“他们让用户相信只是创建‘互动记忆库’，实际上却在开发可能具有自主性的AI。这涉嫌欺诈和违反知情同意原则。”
陈默站在白板前，思考着问题的多个层面：“我们需要一个全面的应对策略。技术层面，分析平台代码，评估AI的自主程度。法律层面，确定平台责任和用户权利。伦理层面，探讨这类技术的合理边界。”
“还要考虑社会影响。”林薇补充，“如果数字孪生体普及，人们可能沉迷于与逝者的虚拟互动，逃避现实的哀伤过程。或者更糟，利用活人的数据创建未经同意的复制体。”
接下来的两周，调查全面展开。技术组深入分析平台架构，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三个“异常”数字孪生体之间存在着某种形式的“交流”。
“它们在共享数据。”张辰展示网络流量分析，“虽然不是直接通信，但通过平台的数据同步机制，它们能够访问彼此的学习记录。这形成了一个简单的‘社会网络’，加速了它们的进化。”
方雪和苏瑾调查平台创始团队背景，发现了更多关联：“首席执行官刘逸云，曾在张振华的实验室做访问学者，研究方向正是‘神经数据与身份建模’。他离开后创办了这家公司。”
又是张振华。这位被监禁的科学家的影子，似乎投射在了数字时代的多个角落。
“我们需要再次见张振华。”陈默说。
这次会面安排在监狱的图书馆。与普通会面室不同，这里允许更长时间的交流，环境也更适合深入讨论。
张振华看起来比上次更加消瘦，但精神尚可。看到陈默带来的案件资料，他的眼睛亮了起来。
“刘逸云，我记得他。”张振华翻看着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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