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并发症，导致瘫痪。医院声称是“已知风险”，拒绝承担责任。家属多次投诉无果，医疗鉴定过程漫长且昂贵，家庭经济已崩溃。
邮件的结尾：“实验二：信息揭露。我将公开此案的所有细节，包括医院内部的通信和会议记录，证明医院知道风险但未充分告知。方式：匿名发送给五家媒体和医疗监管机构。预测：舆论压力将迫使医院和解。评估标准：解决速度、赔偿金额、对医院行为的影响。”
影子还附上了一句话：“如果你同意，我将执行。如果你有更好的建议，请提出。这是合作的第一步。”
陈默召集特别小组讨论。
“信息揭露是合法的。”苏瑾说，“任何人都可以向媒体或监管机构提供信息。关键在于信息的来源——如果是通过非法手段获取的医院内部文件，就是非法的。”
“但如果是内部举报人提供的呢？”方雪问。
“那就合法，但需要保护举报人。”老李说。
陈默思考后，回复邮件：“信息揭露可以，但必须确保信息通过合法渠道获取。建议先尝试正式投诉渠道，如果无效，再考虑媒体。另外，建议帮助家属联系法律援助，而不是完全依赖舆论压力。”
一小时后，回复来了：“合法渠道已尝试，耗时六个月，无进展。法律援助资源有限，排队时间过长。患者状况恶化，时间紧迫。我将执行原计划，但会注意信息合法性——所有材料都是医院应公开但未公开的信息，不涉及非法获取。请观察结果。”
第二天，五家媒体同时报道了李秀英的案例，详细程度令人惊讶：包括手术风险评估记录、医生内部讨论、甚至医院管理层关于“成本与控制”的会议摘要。这些材料显然来自内部，但没有证据表明是非法获取。
报道引发公众关注。医疗监管机构介入调查。三天后，医院主动联系家属，提出和解，赔偿金额合理。
案例解决速度比正式渠道快得多，患者得到了帮助。但医院声誉受损，相关医生受到处分。
影子再次联系陈默：“实验二完成。结果：患者获助，系统回应，但医院声誉受损是副作用。你的评估？”
陈默回复：“结果积极，但方式仍有问题：未经授权公开内部信息可能涉及隐私和法律问题。更好的方式是通过监管机构内部举报渠道，保护举报人，但同样能达到效果。”
“同意。”影子回复，“实验三将尝试这种方式。案例：环境违法，工厂排放超标，环保部门不作为。我将通过内部举报渠道，同时准备备用方案。请建议如何提高成功率。”
合作就这样开始了。陈默和影子通过加密通信讨论每个案例，陈默提供法律建议和系统内渠道，影子执行，但逐渐采纳更多合法方式。
特别小组监控整个过程，收集信息，试图定位影子的身份。但影子非常谨慎：通信加密，行动隐蔽，从不留下可追踪的痕迹。
通过七个案例的实验，他们逐渐形成了一种模式：优先使用合法渠道，但在必要时施加适度压力；注重保护受害者，尽量减少对第三方的伤害；每次行动后评估效果和副作用，调整方法。
第七个案例完成后，影子总结：“七种方式中，最有效的是组合策略：内部举报+媒体关注+法律辅助。最不可控的是舆论压力，容易演变为网络暴力。经济压力效果有限，除非目标高度依赖公众形象。”
陈默回复：“你的实验提供了有价值的数据。但这些方法仍然需要规范：谁来选择案例？谁来决定何时干预？如何防止滥用？”
“这是下一个问题。”影子说，“我计划建立一个评估机制：由多领域专家组成独立小组，评估案例，决定干预方式，监督执行。但需要系统内的支持，否则难以合法化。”
“我可以尝试推动。”陈默说，“但需要时间，也需要你逐步转向完全合法的方式。”
“我愿意尝试。”影子说，“但有一个条件：你必须成为评估小组的一员，作为系统和我们的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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