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至重庆的长途汽车，在通向桂林方向缓缓行进，窗户外的风裹挟着潮湿气息，吹得陈默粗布长衫猎猎作响。
他靠在临窗的车座上，手里摩挲着那枚陪伴两年的怀表，表盖内侧的缠枝莲纹已被磨得发亮——这枚义父的怀表见证了他在上海日伪情报署的每一次惊险，从第一次偷取日军布防图，到化解松井的层层试探，再到最终借假情报脱身。
此刻复盘过往，三年潜伏生涯的脉络渐渐清晰，将凝练“藏锋、借力、辨伪”六个字，加以解析引申。
“藏锋”，是他在日伪机关站稳脚跟的第一准则。
陈默想起初入情报署时，松井曾故意让他参与“无关紧要”的物资统计，实则观察他是否急于表现。
当时他刻意放慢效率，遇到简单的计算也“请教”下属，甚至故意在报表上留两处无伤大雅的错漏——正是这份“平庸漏——正是这份“平庸”，让松井放下了对他的警惕，觉得他“懂规矩、不冒进”，才敢将核心档案整理的差事交给他。
反观同期进入的几个青年，因急于邀功，频繁向松井进言“剿共良策”，反而被贴上“野心太大”的标签，不到半年就被调去了偏远岗哨。
“日伪与军统，本质都是多疑的狼。”陈默低声自语。戴笠用人，向来忌惮“功高盖主”；松井驭下，最忌“锋芒毕露”。
他在上海传递日军军演情报时，刻意隐去自己“主动侦查”的过程，只说是“偶然听到松井与佐藤对话”；举报佐藤收受贿赂时，也将自己摆在“被动发现”的位置，让松井觉得他“只是尽本分，而非刻意邀功”。
这种“藏锋”不是真的平庸，而是将锋芒藏在暗处，像怀表的指针，看似缓慢移动，却精准掌控着时间——既完成了组织的任务，又不引起敌人的猜忌。
路面上驶过一辆日军的巡逻车，陈默下意识地放下窗帘，隐入汽车的阴影里。
待巡逻车远去，他才重新打开窗帘。
他的指尖划过怀表的表链，想起“借力”二字的真谛。
在上海应对佐藤的嫉妒倾轧时，他没有直接与佐藤争执，而是借松井和李四群的矛盾——松井想稳定内部，李四群想打压异己，他只需将佐藤“收受贿赂”的伪造证据递交给李四群，就借对方的手收拾了麻烦；后来军统上海站覆灭，他更是借“日军增兵”的机会，向戴笠传递“需继续潜伏获取核心情报”的信号，既安抚了戴笠，又为自己争取了撤离的时间。
最精妙的一次“借力”，是利用怀表上的秘密通道。
义父留下的路线图，不仅帮他避开了日伪的封锁，更让他借地下党的联络网络，将日军大规模扫荡的情报顺利传递给新四军。
他从未直接暴露自己的中共身份，只是以“军统特工”的名义，向“同情抗日的商人”（实则是地下党联络员）传递消息——借他人之桥，行自己之事，既完成了组织的使命，又保住了在军统的身份。
这种“借力”，不是依附他人，而是像江面上的客轮借水流之力航行，既省力，又能避开暗礁。
客车停靠在一个小镇补给，司机和旅客下车解手、喝水，吃东西。
陈默去茶水点买水时，听到下车的两个商贩在争执——一个说“这批货是重庆来的正品”，另一个却一口咬定“是日伪仿制的假货”。
他驻足观察片刻，发现正品的包装纸上有一个极淡的水印，而假货没有——这让他想起“辨伪”二字在潜伏中的重要性。
松井曾用“军演改期”的假情报试探他，当时佐藤透露“军演提前至三天后，地点换至南郊芦苇荡”，陈默立刻察觉破绽：南郊芦苇荡地势低洼，根本不适合炮兵演习，且日军炮兵中队的番号与他之前掌握的不符。
他没有戳破，只是“疑惑”地向松井请教“芦苇荡演习的可行性”，既没暴露自己的洞察力，又让松井觉得他“对军事一窍不通”，成功化解了试探。
后来军统上海站的叛徒老王，曾试图拉拢他“投靠日伪”，陈默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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