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州至广州的长途汽车，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颠簸，车窗外的稻田飞速后退。
陈默靠在窗边，指尖捏着一枚磨得发亮的铜钱——这是他从苏州码头一个挑夫手里换来的，铜钱边缘的缺口刚好能卡住袖珍收音机的调台旋钮。
收音机里正播放着重庆电台的隐晦播报，夹杂着“前方战事胶着，后方需加强情报支援”的暗语，他屏息细听，捕捉着每一个关键信息。
“……为应对持久抗战，中枢决定扩充情报网络，凡有敌占区工作经验、熟悉日伪机关运作之人员，均可向所属单位报备，择优调遣中枢任职……”
播报声断断续续，却像一道光刺破了陈默心中的迷雾——戴笠这是要扩招了，而且点名要“有日伪点名要“有日伪工作经验”的人，这对刚从上海日伪情报署撤离的他来说，简直是天赐良机。
他关掉收音机，将其藏进粗布长衫的夹层——这是老吴临行前给他的，能接收重庆、南京的加密电台，是他了解军统总部动态的唯一渠道。
陈默闭上眼，脑子里飞速盘算：戴笠扩充情报机构，必然是想加强对日军的渗透，而他在上海潜伏两年，熟悉松井、李四群等日伪核心人物的习性，掌握日军兵力部署、物资调配的规律，甚至还建立了一套从日伪内部获取情报的渠道，这些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资本”。
“要是能借此机会进入军统中枢，拿到更高权限，以后传递情报会更方便。”
陈默心里暗暗想道。他之前在上海虽然是“三重特工”，但受限于日伪和军统双重监视，很多核心情报只能通过外围渠道传递，效率低且风险高。
如果能在重庆总部站稳脚跟，直接对接戴笠，不仅能减少中间环节，还能利用军统的资源为组织提供更多日军高层动向，甚至影响军统的对日策略，实现“以军统之壳，行抗日之实”。
汽车停靠在一个小镇补给，陈默下车买水喝时，听到两个穿中山装的人在低声交谈——是军统的外围成员，正议论着南京总部的新政策。
“听说戴老板要成立‘对日情报整合处’，专门汇总各地的日军情报，处长的位置还空着，好多人都盯着呢！”
“可不是嘛！这次扩招要求特别严，必须有实打实的日伪工作成果，还要经过多层审查，据说连和日伪官员吃过饭都要写清楚！”
陈默心里一动——“对日情报整合处”，这不正是他最适合的岗位吗？
如果能进入这个部门，不仅能接触到全国的日军情报，还能借机将组织获取的信息融入军统的情报网络，让新四军提前掌握日军动向。
但他也清楚，这个岗位竞争激烈，而且审查严格，必须拿出足够分量的“工作成果”，才能说服戴笠。
回到车上，陈默从布包里拿出一叠泛黄的纸——这是他在上海时偷偷记录的“工作笔记”，上面详细记载了他“为军统效力”的种种“功绩”：
1938年秋，举报日伪情报署职员佐藤收受贿赂，协助“76号”查处腐败；1939年初，传递日军西郊靶场军演情报，为军统袭扰提供依据；1939年7月，挫败日伪“扫荡新四军根据地”计划，协助苏晴、柳媚等军统人员撤离……每一条都写得具体详实，还附上了伪造的日伪文件副本和军统人员的佐证签名。
他仔细梳理着这些“成果”，将其按“情报传递”“内部策反”“人员保护”三类分类，重点突出自己“深入日伪核心，忍辱负重为军统获取情报”的形象。
同时，他还特意在笔记中加入了对日军作战模式的分析——“日军善用重武器正面进攻，却忽视侧翼防护，可利用游击战袭扰其补给线”“日伪内部矛盾重重，可借‘76号’与梅机关的冲突，从中渔利”，这些分析既有实战依据，又符合戴笠“以最小代价换最大战果”的思路，能充分展现他的“专业能力”。
汽车驶进广东境内时，收音机里再次传来重庆电台的播报，这次是关于戴笠的讲话：
“……情报工作者，当以‘忠诚’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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