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12月的重庆，寒风裹挟着冷雨，将军统总部的气氛浇得愈发压抑。
陈默刚走进甄别处，就见走廊里的宪兵比往日多了一倍，每个人脸上都带着肃杀之气，公告栏上贴着最新的“反共搜捕令”，红底黑字的标题刺得人眼睛发疼——“严厉打击共党渗透，凡窝藏、资助共党者，与共党同罪，格杀勿论”。
“陈处长，您可来了！刚才行动处的人又来催‘共党嫌疑人员补充名单’，说戴老板下令，这周要在重庆展开‘清共大搜捕’，重点排查高校、工厂和进步团体。”
苏晴快步迎上来，声音压得极低，手中捏着一张被揉得发皱的纸条，“这是沈兰刚传来的消息，说昨晚有三个地下党联络点被抄了，负责物资输送的老朱也被抓了——现在军统的搜捕越来越严，咱们得赶紧想办法。”
陈默接过纸条，指尖触到纸张上的湿痕，不知是雨水还是苏晴的冷汗。
他快速扫过内容，心中一沉——老朱是组织在重庆的重要联络员，手里掌握着多个地下党成员的名单，一旦叛变，后果不堪设想。
而戴笠此次的“清共大搜捕”，显然是国共关系紧绷到极点的信号，自武汉失守后，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情绪日益高涨，军统更是将“防共”放在了与“抗日”同等重要的位置。
“现在不是慌的时候。”
陈默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将纸条凑到烛火前烧掉，灰烬揉碎后扔进痰盂：
“第一，立刻停止所有与地下党的直接联络，包括书店的常规接头，改用‘紧急暗语+中立载体’传递信息——比如在《新华日报》的广告栏刊登‘寻人启事’，‘兄寻弟，弟名阿强，住江北’代表‘老周已暴露，暂停联络’；‘母病愈，盼归’代表‘安全，可恢复传递’。”
他看向苏晴，语气严肃：
“第二，你负责梳理甄别处手头的‘共党嫌疑人员名单’，把所有进步学生、爱国商人的名字全部划掉，只保留真正有通共实锤的人员——记住，划掉的名字要做‘误录’标记，理由要充分，比如‘信息来源错误’‘已核实为爱国人士’，避免被毛人凤抓住把柄。”
“第三，密切关注行动处的搜捕动向，一旦发现他们要突袭哪个进步团体，立刻通过‘紧急暗语’传递预警——我们不能眼睁睁看着无辜的人被抓，但也不能暴露自己，只能做到‘提前预警，让他们自行转移’。”
苏晴用力点头，转身就要去执行，却被陈默叫住：“等等，从今天起，我们减少直接联络。你在机要室文书科办公，我在甄别处，有事通过‘文件传递’交流——在文件的空白处用铅笔写‘点’，一个点代表‘安全’，两个点代表‘有情况’，三个点代表‘紧急，需见面’，见面地点定在磁器口的‘老茶馆’，暗号照旧。”
苏晴心中一酸，她和陈默并肩作战多年，从未像现在这样“小心翼翼”，连见面都要靠暗号约定。
但她清楚，在国共关系如此紧绷的时刻，任何一点“私交过密”的痕迹，都可能被反共派抓住，扣上“通共”的帽子。
接下来的几天，重庆陷入了白色恐怖。
行动处的特工遍布大街小巷，高校里的进步学生被强行带走问话，工厂中的工会骨干被列为“重点嫌疑对象”，连重庆救亡演剧队的成员都遭到了监视。
甄别处每天都能收到“抓获共党分子”的捷报，公告栏上的“反共成果”一天天更新，却没人知道，这些“成果”中，有多少是被冤枉的爱国人士。
陈默借着“审核共党嫌疑名单”的名义，一次次将进步人士从名单中剔除。
有一次，行动处上报“重庆大学学生李明涉嫌组织共党读书会”，陈默立刻安排老吴暗中调查，发现李明只是组织学生阅读进步刊物，并未参与任何地下党活动。
他当即在名单上写下“查无实据，疑似误报，建议解除监控”，并附上李明的“读书记录”——上面全是抗日救国的文章，成功保住了这名学生。
但风险也如影随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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