甄别处的情报架上，新添了两个贴满标签的档案盒——左侧盒身写着“日军对八路军扫荡计划”，右侧则标注“八路军抗战动态汇总”。
陈默指尖在两个盒子间来回摩挲，这是他按组织要求建立的“情报同步机制”核心载体，既要为八路军提供日军的精准预警，又要向戴笠提交“监控成果”，在国共合作的夹缝中，实现情报的“双重价值”。
“陈处长，这是本周陕北潜伏人员送来的情报，说日军计划在下月对晋察冀边区进行‘大扫荡’，兵力大概两个旅团，还配备了骑兵和坦克。”
苏晴抱着一摞文件进来，将最上面的“日军扫荡计划书”递给他，眼神里带着几分凝重，“这份情报要是不及时传递给八路军，边区的群众和后方医院就危险了。”
陈默接过计划书，快速翻阅——上面详细标注了日军的集结地点（山西大同）、进攻路线（分三路合围晋察冀腹地）、发起时间（下月5日凌晨时间（下月5日凌晨），甚至连“重点清剿区域”（八路军后方医院所在地）都明确列明。
他心中一紧，立刻拿出红色铅笔，在“进攻路线”和“清剿区域”旁画了个“★”——这是与组织约定的“紧急预警”标识，意味着情报需在24小时内送达。
“你先把这份计划书整理成‘日军动态简报’，重点突出‘扫荡规模’和‘进攻时间’。”
陈默抬头对苏晴说，语气沉稳，“然后送到沈兰那里，让她按‘最高优先级’传递——另外，在简报末尾加上一句‘需提前转移非战斗人员’，暗示八路军做好群众疏散准备。”
苏晴点头应下，转身去整理简报。
陈默则打开右侧的“八路军抗战动态汇总”档案盒，开始筛选需要上报军统的内容。
他从八路军的战报中，挑选出“平型关大捷后续清扫战场”“八路军游击队破坏日军交通线”“协助地方政府建立抗日政权”等三类信息——这些内容既体现了八路军的“抗日积极性”，又不涉及“部队部署”“战略计划”等敏感信息，恰好能满足戴笠的“监控需求”。
在整理“破坏日军交通线”的战报时，陈默特意将“炸毁日军列车三列，缴获步枪五十支”的战果写得详细具体，却对“游击队的具体位置”“行动时间”等关键信息模糊处理，用“晋北某地”“近日”等表述替代——既让戴笠看到八路军的“抗战成效”，又避免泄露部队的实际动向。
傍晚时分，苏晴将整理好的“日军动态简报”和“八路军抗战动态汇总”一并送来。
简报上，陈默用红色铅笔标注的“★”已被苏晴用特制药水覆盖，取而代之的是“需重点关注”的常规批注；汇总表中，筛选后的战报按“时间顺序”整齐排列，每一条都附有“军统潜伏人员的佐证记录”，看似真实可信。
“沈兰那边已经联系好了，她会在明天上午将简报传递出去。”
苏晴压低声音，“另外，组织传来消息，上次你传递的八路军改编情报很及时，延安已经根据驻地安排，调整了各师的作战方向——这次的扫荡预警，他们肯定也急需。”
陈默点头，拿起“八路军抗战动态汇总”，准备次日上报戴笠。
他深知，这份汇总不仅是“应付监控”的工具，更是维系国共合作的“润滑剂”——戴笠需要通过这些信息确认“八路军在抗日，而非扩张”，而八路军则能通过他传递的日军情报，在正面战场减少损失，两者相辅相成，正是“双重情报价值”的核心所在。
次日清晨，陈默带着“日军动态简报”和“八路军抗战动态汇总”前往总部。
戴笠的办公室里，毛人凤正拿着一份“八路军与群众接触的报告”，语气带着挑拨：“老板，您看，八路军在晋察冀到处拉拢群众，还建立什么‘抗日政权’，这分明是借抗战扩张势力！”
戴笠眉头微蹙，接过报告翻了几页，未置可否。
陈默见状，适时递上自己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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