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总部的晨光刚漫过会议室的长桌，戴笠就把一份“日军特务识别标准草案”推到陈默面前。
指尖下的纸张还带着油墨温度，上面“牵头制定”四个字用红笔圈了三道，旁边是戴笠亲笔写的“陈默统筹，三日定稿”，字迹凌厉如刀。
“这次清洗，你做得最合我心意。”
戴笠靠在椅背上，指尖轻轻敲击桌面，目光扫过陈默身上的军统制服，语气里带着罕见的赞许，“既没像毛人凤那样乱扣帽子，也没像情报处老周那样敷衍了事——该抓的抓，该放的放，原则性和灵活性都拿捏得准。”
陈默低头看着草案，心里清楚，戴笠这话既是表扬，也是考验。
之前清洗审核时，他一边按“原则”揪出欧阳诚、刘勇这种有反共倾向且阻碍工作的人，一边用“灵活”为三名因家人看病接触日籍医生的科员辩解，甚至帮两个被毛人凤故意诬陷的中立派洗清嫌疑——这种“不偏不倚”的姿态，正好戳中了戴笠“既想肃内鬼，又不想寒了人心”的心思。
“老师过奖了。”
陈默语气恭敬，指尖划过草案上的“识别维度”，“学生只是觉得，清洗的目的是揪出真特务，不是搞派系斗争。对真正通日的，绝不手软；对无辜的，不能冤枉；对中立做事的，要护住——这样才能让大家安心替军统出力。”
戴笠眼睛一亮，指着草案：“就按你这个思路来！你把‘原则性’写进标准里——凡与日伪有实质通讯、传递虚假情报、收受日商贿赂者，一律列为重点嫌疑；再把‘灵活性’加上——因公务、就医、探亲等正当理由接触日籍人员的，需核查佐证材料，不得直接定罪。”
他顿了顿，加重语气，“这个标准要让所有人都看懂：我戴笠要的是干净的情报队伍，不是滥杀无辜的屠夫！”
陈默应声接下任务，松了口气。
能牵头制定识别标准，意味着戴笠已把他当成“对日情报核心”——以后哪些人算“可疑”，哪些人能“免责”，他有了更多话语权，既能避开军统内部的倾轧，也能更好地保护地下工作者和中立派同事。
回到甄别处，陈默立刻召集众人开会。
苏晴、沈兰、柳媚、李伟围坐在桌前，看着那份草案，眼神里满是期待——制定标准这种事，以前都是总部老人牵头，现在落到陈默头上，足见戴笠对他的信任。
“沈兰，你负责梳理之前抓获的日伪特务特征，比如常用的通讯暗号、接触方式、伪装身份，作为‘原则性’条款的佐证；柳媚，你把行动科抓捕特务的审讯记录整理出来，挑出那些‘被冤枉者’的共性，比如缺乏直接证据、仅因亲友通日被牵连，写进‘灵活性’备注里；李伟，你从伪政权那边找些日籍人员在重庆的正当活动记录，比如商人经商、医生坐诊，作为‘正当接触’的案例。”
陈默语速飞快，把任务一一分配下去，“苏晴，你统筹所有材料，确保标准既严谨又灵活，既符合戴老板的要求，又能护住我们想护的人。”
众人立刻行动起来。
沈兰翻出厚厚的审讯档案，指尖划过“日军特务常用‘樱花’‘富士山’作为暗号”“多伪装成日商、教师”等记录，飞快地在纸上总结；柳媚抱着行动科的卷宗，挑出三个“因父亲曾在日企工作被冤枉”的案例，详细标注了“无任何通日证据，仅因亲属关系被审查”；李伟则骑着车跑遍伪政权的工商、卫生部门，抄录了二十多条日籍商人的合法经营许可、日籍医生的行医证明。
第二天中午，标准初稿就摆在了陈默桌上。
苏晴把材料按“原则条款”“灵活备注”“案例佐证”三部分整理好，甚至在“正当接触”部分加了“需提供第三方证明（如商家发票、医院病历）”的细节——既堵住了钻空子的漏洞，也给了无辜者自证的机会。
陈默翻到“反共激进倾向”那栏，特意加了一句“仅口头发表反共言论、无实质通日或阻碍情报工作行为者，予以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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