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面与老烟斗
杨爱国捏着那张绿皮火车硬座票，指腹反复摩挲着“洛阳→江城”的黑色车次信息，粗糙的纸质边缘被磨得发毛起卷，像他此刻乱糟糟的心绪。票根右上角印着的“86元”，是他在江城火车站售票大厅里，对着三张不同车次的票价看了手机上的aPP半小时才定下的——91元的快一班就差5块，可那5块钱够他买两盒最便宜的烟；80元的无座票倒是便宜，可他要坐四个多小时，腰椎的旧伤怕是扛不住。这张慢车硬座，是他掏空兜底数出46元余额后，找同乡临时借了40块才凑到的最稳妥选择。
烟盒早就空了，他下意识摸向口袋，指尖触到个硬邦邦的物件，是老父亲留下的那只木烟斗。深褐色的斗身裂着道细缝，是去年搬家时从纸箱里滑出来摔的，当时他心疼得蹲在地上捡，用透明胶布一圈圈缠了又缠，至今没舍得扔。烟斗里还残留着上次没抽完的烟丝碎，他凑到鼻尖闻了闻，熟悉的焦香混着木头的气息，让紧绷的神经稍稍松了些。
车厢里弥漫着泡面、汗味与劣质香水混合的味道，邻座的大妈抱着孙子哼着童谣，对面的小伙子戴着耳机刷着短视频，只有杨爱国盯着窗外飞速倒退的农田发愣。车过长江大桥时，窗外的江水浑黄得像掺了泥沙，浪头拍打着桥墩，溅起的水花在风里散开，像他此刻堵得发慌的胸口。半个月前在河阳法庭的场景突然冒出来，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
那天他特意穿了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把所有证据材料按顺序理好，用塑料文件夹仔细装着。某法官把判决书推到他面前时，钢笔在桌上敲了敲，语气带着不耐烦。他指着判决书里两处明显的事实错误，声音都在发颤：“法官，这里不对，我提供的合同复印件上明明写着……”话没说完就被打断，对方只抬了抬眼皮：“按程序来，判决书已经生效了。”
后来他跑了三趟执行局找鞠法官，每次都要在走廊里等上一两个小时。第三次终于见到人，鞠法官头也不抬地翻着文件，听完他的诉求，冷笑着说：“判错了也得按错的执行，有本事你去上级法院申请改判。”他把补充材料递过去，执行局的工作人员随手接过来，往堆满文件的桌子上一放，连看都没看：“放那吧，过几天处理。”这“几天”就拖了二十天，直到银行卡、微信全被冻结那天，他才知道自己被列入了失信名单。
那天他站在法院门口的梧桐树下，叶子被风吹得哗哗响，阳光透过缝隙洒在地上，晃得他眼睛疼。他掏出手机，通讯录翻来覆去，最后拨通了北京侄儿杨四季的电话，声音发颤：“四季，能不能借我600块？我得凑钱递再审材料，不然……不然连回家的车票都买不起了。”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传来侄儿犹豫的声音：“叔，我刚交了房租，手里也紧，要不我给你转200？”他握着手机，喉咙发堵，连声道谢，挂了电话后，蹲在树影里抹了把脸。
此刻口袋里只剩46元，离仙桃还有两小时车程，他掏出手机，屏幕上的裂痕是上次摔的，至今没修。手指在“表妹”的对话框上悬了半天，指尖都有些发麻。出发前他特意给表妹打电话，说自己要回仙洲，到江城后想借点钱周转，当时表妹在电话里应得特别爽快：“哥，你放心，到了江城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凑点。”可现在消息发过去两小时，只等来一句冷冰冰的“哥，我没上班，也没钱”。
杨爱国盯着屏幕，忽然想起三年前，表妹跑到他家，手里攥着旧手机，一脸着急地说：“哥，我手机坏了，借我部手机用用，回头发工资就给你买新的。”他当时没多想，把刚买没多久的智能机递了过去，表妹接过手机就揣进兜里，说了句“谢谢哥”就走了。至今没见还钱，也没见提过手机的事，偶尔碰到，表妹也总是绕着他走。原来有些感情，真像村口小卖部橱窗里摆的塑料花，看着鲜艳饱满，伸手碰一下才知道，是硬邦邦、冷冰冰的假。
他吸了吸鼻子，把手机揣回口袋，又拨通了“香哥”的电话。香哥是他在仙洲跑运输时认识的伙伴，两人以前一起拉过建材，有次香哥的货车在高速上爆了胎，半夜给他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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