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12月12日，大雪节气。寒潮如约裹着冷意掠过华北平原，一路向南席卷至长江流域，却在抵达江城时稍显收敛——天空虽阴沉得像浸了水的棉絮，酝酿许久的雪却似是被风绊住了脚步，迟迟未落下。清晨七点，兰州西站的站台上已挤满了裹紧大衣的旅客，杨爱国拎着一只磨损边角的黑色行李箱，在人群中格外显眼——不是因为他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夹克与周围的羽绒服格格不入，而是他手里始终攥着一本泛黄的笔记本，封面上用钢笔写着“实业日志”四个字，字迹遒劲，边角被反复摩挲得发亮。
列车缓缓驶离站台，车轮与铁轨碰撞的“哐当”声渐次规律，杨爱国靠窗坐下，将笔记本摊在膝头。他今年五十八岁，头发已有些花白，却依旧保持着腰板挺直的习惯，这是他在国营工厂当技术员时养成的规矩——当年师傅说“干活先正身，身正心才稳”，这句话他记了三十年。窗外的风景从兰州的黄土高坡，渐渐过渡到秦岭的层峦叠嶂，再到豫南的平坦田野，树影被列车的速度拉成模糊的绿线，一帧帧向后倒退，仿佛要把过往的时光也一并甩在身后。视线再远些，是一望无际的绿油油麦田，冬日光景里竟透着鲜活的生机，远处散落的村庄炊烟袅袅，白墙黛瓦隐在薄雾中，恍惚间竟与记忆里生他养他的豫东小村渐渐重叠。
他此行奔赴江城，是为兑现一份跨越十年的约定。十年前，他与瑞特电子的创始人欧明远在一次行业峰会上相识，两人都出身制造业底层，一个从国营厂技术员做到厂长，一个从街边五金店起家打拼出电子厂，聊起实体经济的困境与坚守时，竟有“相见恨晚”的共鸣。那天分别时，欧明远握着他的手说：“杨哥，以后要是瑞特有需要，你可得来帮我把把关，咱们一起把‘中国制造’的牌子擦亮点。”彼时杨爱国刚从国营厂退休，本想回乡下陪老母亲安度晚年，却被这句沉甸甸的话绊住了脚步。如今瑞特电子在行业寒冬中面临转型难题，欧明远的电话打过来时，他没多犹豫，收拾好行李箱就踏上了南下的列车。
回溯两人最初对企业的期许，便是要让“零瑕疵”的产品走出工厂、走向市场，誓要打造行业里的“航母工程”。这些年，瑞特电子的路走得并不平坦：有2018年订单爆棚、车间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艳阳天，也有2020年疫情突至、物流中断的狂风暴雨；有攻克核心技术时团队相拥而泣的感动，也有遭遇客户退货时会议室里的沉默；有老员工因薪资问题出走的无奈，也有新员工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的欣慰。杨爱国在笔记本里翻到十年前记录的瑞特电子生产数据，那时企业还只有一条生产线，月产量不足五千件，如今已拥有四个生产基地，产品远销东南亚——这些变化，都藏在他每年更新的“实业日志”里，每一页数据旁都有他用红笔标注的“问题”与“建议”，就像医生给病人写的病历，细致得连“某台机器每周三下午易出现参数波动”这样的细节都未遗漏。
列车驶过漯河站时，杨爱国接到了欧阳晴的电话。欧阳晴是欧明远的侄女，也是瑞特电子的行政主管，这次专程负责接待他。“杨叔，您到哪了？我已经在江城站等您了，酒店也提前订好了，就在江边的时代风大酒店，您不是喜欢看江景嘛。”电话里的声音清脆利落，带着年轻人的活力。杨爱国笑着应道：“快了快了，估计中午就能到。对了，你们江城的‘过早’，是不是还得吃热干面？”“那必须的！我已经让酒店食堂准备了，您到了就能吃。”挂了电话，杨爱国望着窗外掠过的许昌东站，想起第一次来江城时的场景——那时他刚帮瑞特电子解决了一批产品的质量问题，欧明远拉着他在街边摊吃热干面，芝麻酱的香气混着辣椒油的辛辣，至今还留在记忆里。
中午十二点半，列车缓缓驶入江城站。车门打开的瞬间，一股带着水汽的暖风扑面而来，与北方的干冷截然不同。杨爱国拎着行李箱走下车，刚出站台就看到了举着“杨爱国先生”牌子的欧阳晴。她穿着一身干练的职业装，头发扎成马尾，看到杨爱国时，立刻快步迎上来，接过他手里的行李箱：“杨叔，可算把您盼来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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