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故事来自粉丝陈江涛 家族
父亲的老烟斗挂在堂屋那根熏得发黑的房梁下，枣红色的烟杆被岁月摩挲得泛着温润的光，铜制的烟锅包浆厚重，像一块浸了时光的玉。烟斗旁常年挂着一张塑封的毛主席画像，画像边角已有些卷翘，却被父亲用胶带仔细粘补过，每次擦拭烟斗时，他总会顺带用软布把画像擦得一尘不染。晚饭后的时光，父亲最爱搬个小马扎坐在门槛上，点起烟斗，在烟雾缭绕中给我们讲过去的事，而只要一提起毛主席，他浑浊的眼睛就会瞬间亮起来，连说话的声调都拔高了几分，那股发自内心的崇敬，像烟斗里的火星一样，几十年都没熄灭过。
妹妹比我小五岁，却和父亲一样有着刻进骨子里的主席情结。有次家族聚餐，聊起如今的好日子，妹妹端着茶杯站起身，眼里闪着光：“咱能有今天，得记着毛主席的好！”她说话时腰杆挺得笔直，语气里满是力量，“咱陈家三辈贫农，爷爷那时候给地主扛活，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哪敢想能有自己的田地、自己的家？”在座的长辈们都连连点头，父亲更是把烟斗往桌上一磕，补充道：“可不是嘛，没有毛主席，没有共产党，咱这些苦出身的人，一辈子都得在泥地里趴着。”
父亲常说，他对毛主席的感情，是从祖辈的血泪里长出来的。爷爷在世时，总给父亲讲旧社会的苦：那时候陈家在村里没有一分地，爷爷每天天不亮就去地主家扛活，割麦、挑水、喂牲口，干最累的活，吃最糙的饭，一年到头连顿饱饭都吃不上。有一年冬天，爷爷冻得实在扛不住，偷掰了地主家半穗玉米，被地主的狗腿子打得满地打滚，最后还是同村的乡亲凑了点红薯，才把他从鬼门关拉回来。“那时候地主家的狗都比穷人吃得好，”父亲吸了口烟，烟锅“滋滋”作响，“你爷爷说，那时候做梦都盼着能有自己的一块地，哪怕只有巴掌大，能种点红薯养活家人就行。”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消息传到村里时，父亲才七岁，正跟着爷爷在地里拾柴。村头的大喇叭第一次响起声音时，全村人都跑了过去，围着那个黑盒子听愣了神。当听到“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这句话时，村支书突然哭了，他抹着眼泪喊：“咱穷人翻身的日子到了！”父亲说，那天村里像过年一样热闹，虽然家家户户都没什么吃的，但乡亲们还是把藏了很久的红薯干、玉米饼拿出来分享，爷爷抱着他，一边哭一边笑，说：“毛主席真是咱的大救星啊，以后咱再也不用受地主的气了。”
后来土地改革推行到村里，父亲亲眼看着爷爷从村支书手里接过土地证，那红本本上印着烫金的字，爷爷翻来覆去地摸，眼泪滴在上面，晕开了一小片湿痕。分到的三亩地就在村东头，爷爷每天天不亮就去地里，把土翻了一遍又一遍，种上小麦和玉米。父亲说，那时候爷爷走路都带着风，嘴里总哼着“东方红，太阳升”，晚上回家不管多累，都要把土地证压在枕头底下才睡得踏实。“你爷爷常说，这地是毛主席给的，得好好种，不能辜负了这份恩情，”父亲的声音有些哽咽，“他到死都把土地证藏在贴身的衣袋里，说要带着它去见毛主席，告诉他自己有地了，能养活家人了。”
1958年人民公社化运动开始时，父亲已经十六岁，成了村里的壮劳力。那时候村里成立了人民公社，社员们一起劳动、一起吃饭，虽然日子依旧清苦，但大家的干劲十足。父亲说，那时候村里建水库，全村人都上阵，男人们挖土方、挑石头，女人们做饭、送水，连老人和孩子都帮忙拾柴火、递工具。没有机械设备，大家就用手挖、用肩挑，有的人肩膀磨破了皮，就在衣服里垫点茅草继续干；有的人手上起了血泡，挑破了抹点锅底灰接着挖。“那时候大家都憋着一股劲，想早点把水库建好，让庄稼能浇上水，多打粮食，”父亲说，“每天上工前，队长都会带领大家喊口号：‘向毛主席保证，坚决完成任务！’一喊起口号，再累的活都觉得有劲儿了。”
水库建成的那天，村里举行了庆祝大会，还请了戏班子来唱戏。父亲说，那天他第一次吃到了白面馒头，虽然只有一个，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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