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的老烟斗之此生永别（一）
杨爱国在江城出租屋的台灯下敲键盘时，手指突然像被无形的线拽住，猛地顿住了。屏幕上“父亲的老烟斗”五个黑体字泛着冷光，光标在空白文档里固执地跳动，像他此刻乱了节奏的心跳。桌角堆着三页揉得发皱的稿纸，那是他为张西构思的三个结局——一个是张西抱着刚学会走路的孙子，在麦田里追着蝴蝶笑；一个是他和村里的老伙计们围坐在新盖的晒谷场边，就着花生米喝散装白酒；还有一个是他手把手教村里的年轻人调试新农机，眼角的皱纹里满是欣慰。可现在，这些结局都像被秋雨泡烂的麦秸，再也撑不起半分虚构的温暖。
他从没想过，现实会比小说更残忍，会以这样猝不及防的方式，给晋博村那个把土地当命的男人，画上一个再也无法修改的句号。
窗外的江风裹着潮气吹进来，卷起窗帘一角，露出远处写字楼霓虹闪烁的轮廓。杨爱国起身走到窗边，从抽屉深处摸出父亲留下的老烟斗——红木烟杆被岁月摩挲得发亮，烟锅边缘还留着父亲最后一次抽烟时的焦痕，那是三年前父亲临终前，攥在手里舍不得放下的物件。他把烟斗凑到鼻尖，隐约能闻到淡淡的烟草味混着泥土的气息，那味道像一双无形的手，瞬间将他拽回2008年的晋博村，拽回了第一次见张西的那个春天。
那年他刚考上大学，寒假回村过年。父亲杨守业那会儿身子骨还硬朗，每天天不亮就扛着锄头去村东头的地里转，说是“听听麦苗拔节的声音，心里踏实”。大年初三那天，父亲吃过早饭，突然拍了拍他的肩膀说：“走，爱国，带你见个人。以后咱家那两亩玉米地，就托他帮忙种了——你张伯走了，他儿子张西，是个实在人。”
“张伯？”杨爱国愣了愣，才想起父亲说的是村里在李村寺场口修鞋的张老汉。小时候他总爱蹲在张伯的修鞋摊旁，看张伯用锥子把断线的鞋底缝好，张伯总会从兜里摸出一颗水果糖，塞到他手里，说“爱国乖，等你爸来接你”。他去年暑假回村时，还看见张伯坐在修鞋摊后，只是背更驼了，手上的裂口也更多了，怎么就突然走了？
“去年冬天冷，张伯在修鞋摊旁冻着了，感冒转成肺炎，没挺过来。”父亲的声音低了些，“张西是老小，上面还有个哥叫张东，前些年在南方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没了。现在张家就剩张西一个男丁了，不容易。”
杨爱国的心里猛地一沉，跟着父亲往村东头走。刚拐过村口的老槐树，就看见一个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的男人，正蹲在地里调试一台崭新的播种机。男人背对着他们，脊梁挺得笔直，黝黑的肩膀上落着层薄薄的尘土，初春的阳光洒在他身上，像给整个人镀了层暖金色。听见脚步声，男人回过头，咧嘴一笑，露出两排整齐的白牙，眼角的皱纹挤在一起，像田埂上刚冒芽的狗尾草：“叔，您来啦。”
“这是我家爱国，刚放寒假回来。”父亲拍了拍杨爱国的胳膊，又指了指男人，“爱国，这是你西哥，张西。以后咱家的地，就麻烦他多照看了。”
“西哥好。”杨爱国赶紧打招呼，目光落在那台播种机上——银灰色的机身闪着冷光，齿轮和链条都透着新机器特有的金属光泽，这是晋博村有史以来第一台全自动播种机，比村里老人们用了一辈子的木犁头，洋气了不止一星半点。
张西站起身，拍了拍手上的土，他比杨爱国高出小半头，手掌粗糙得像老树皮，指节上还留着几道没长好的裂口，那是前些天调试农机时被链条划到的。“别客气，都是一个村的。”他的声音带着点沙哑，却很实在，“我爸走之前还跟我说，你爸当年总给他送热水，这份情，我得记着。”
那天他们站在田埂上聊了很久。杨爱国才知道，张西比他大十岁，初中毕业那年，母亲得了肺痨，家里没钱抓药，没熬过那个冬天就走了。父亲张老汉推着一辆掉了漆的旧修鞋车，在李村寺场口守了二十年，不管刮风下雨，每天天不亮就出摊，直到天黑透了才推着车回家，就靠这点修鞋的零钱，把张东和张西兄弟俩拉扯大。
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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