望川新城的书房，总弥漫着墨香与纸张的气息。窗外的老槐树影影绰绰，将月光筛成细碎的银斑，落在李望川案头的一叠叠手稿上。他身着素色长衫，手中握着一支狼毫笔，笔尖悬在宣纸上，迟迟未落下——案头堆着的，是这些年他在农业革新中积累的所有经验：从土豆红薯的选种、切块、播种，到曲辕犁的改良图纸；从沤肥技术的配方比例，到水车、水利网络的修建方案；甚至还有各地土壤的特性分析、病虫害防治的民间偏方，密密麻麻记了十几本。
“爹，夜深了，娘让我给你送碗莲子羹。”李平安轻手轻脚地走进书房，将一碗温热的莲子羹放在案头，目光落在那些手稿上，“这些都是你这些年推广农业技术的经验，要整理成书吗？”
李望川放下笔，揉了揉发胀的太阳穴，拿起莲子羹喝了一口，暖意顺着喉咙滑下。“是啊，”他望着儿子，眼中带着期许，“现在望川书院开了农学，各地的学子也来求学，光靠口传心授不够，得把这些经验整理成一本通俗易懂的书，让更多人能学会，才能真正帮到百姓。”
他拿起一本手稿，上面画着土豆切块的示意图，旁边密密麻麻写着批注：“芽眼朝上，每块留两到三个芽点，切口涂抹草木灰防腐，行距三尺，株距两尺，深耕半尺，施足底肥……”这些都是他当年在李家坪反复试验得出的经验，如今要系统化地整理出来，让哪怕不识字的农民，通过插图也能看懂。
“可这些内容太杂了，有作物种植，有农具改良，还有水利建设，怎么编排才好？”李平安拿起另一本手稿，上面画着曲辕犁的改良结构，“而且，很多术语百姓听不懂，得换成通俗的说法。”
李望川点了点头，赞许地看着儿子：“你说得对。这本书要叫《农政概要》，既要实用，又要易懂。我打算分成五卷：第一卷‘作物篇’，讲土豆、红薯、玉米等高产作物的种植技术；第二卷‘农具篇’，介绍曲辕犁、水车、播种机等农具的制作和使用；第三卷‘水利篇’，讲水库、水渠的修建和灌溉方法；第四卷‘肥田篇’，讲沤肥、施肥的技术；第五卷‘防灾篇’，讲病虫害防治和旱涝灾害的应对。”
他顿了顿，继续说道：“至于术语，就用百姓听得懂的话。比如‘行距三尺’，就说‘两棵苗之间隔三步远’；‘施足底肥’，就说‘种之前在地里埋足腐熟的粪肥’。还要多画插图，把种植步骤、农具结构、水利设施都画清楚，这样就算不识字的农民，也能照着做。”
接下来的日子，李望川几乎把所有的空闲时间都用在了编写《农政概要》上。白天，他要处理新城的政务、书院的事务，还要关注边境的动向；晚上，他便躲在书房里，一盏孤灯，一支笔，伏案疾书。赵云英心疼他熬夜，每天都会给他准备夜宵，有时是一碗热腾腾的面条，有时是几个刚烙好的杂粮饼。
“望川，别太累了，身体要紧。”赵云英坐在一旁，为他研墨，“这本书慢慢写，不急于一时。”
李望川握着笔，头也不抬地说道：“现在各地都在推广高产作物，很多农民因为不懂技术，种出来的产量不高，甚至颗粒无收。我多快一天写完，就能多帮到一些百姓。”他想起不久前，李锐从边境传来消息，说北疆的牧民尝试种植土豆，但因为不懂选种和施肥，产量很低，很多牧民都失去了信心。“北疆的百姓也等着这本书呢，他们种好了土豆，就能不用再靠放牧为生，多一份保障。”
为了让《农政概要》更加完善，李望川还经常召集赵大牛、李平安和书院农学学科的先生们一起讨论。在书院的试验田里，他们现场演示土豆的种植方法，记录每一个步骤的细节；在铁匠铺里，他们对照着曲辕犁的改良图纸，讨论如何让农具更轻便、更耐用；在水渠边，他们研究如何让灌溉更高效，减少水资源的浪费。
“城主，土豆种植时，遇到干旱怎么办？”农学学科的张先生问道，“很多地方缺水，要是种下去不下雨，种子就会旱死。”
李望川想了想，说道：“可以采用地膜覆盖的方法。用稻草或者麻布覆盖在土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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