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6月25日，北京，银杏社基地。
清晨的阳光透过银杏树的枝叶，在院子里投下斑驳的光影。苏曼卿坐在石桌旁，手里拿着一份刚送到的外交电报抄件，眉头紧锁。陈树仁教授坐在她对面的石凳上，同样面色凝重。
电报是美国国务院通过瑞士驻华使馆转交的非正式照会，内容出人意料地“友好”：美方注意到中国在“特殊生物学现象”研究方面取得了进展，表示愿意在“纯科学领域”开展合作，共享研究成果，共同推动人类医学进步。
“这是陷阱。”陈树仁放下老花镜，“山田裕子刚被捕不到一个月，美国人就发来合作提议。时间上太巧合了。”
苏曼卿点头：“他们想知道我们掌握了多少，想知道银杏社的规模和能力，更想知道……”她停顿了一下，“我作为网络核心的状态。”
电报中没有明确提到“零号”或“宿主”，但用词隐晦地暗示美方了解中国存在“特殊生物现象研究群体”。更关键的是，电报末尾提到“可以安排国际学术交流，包括双方研究人员的互访”。
“他们想进入中国，接触银杏社。”苏曼卿得出结论。
院子里传来脚步声，沈砚之和胡组长走了进来。沈砚之手里拿着一份更厚的文件，显然是刚收到的情报汇总。
“情况比我们想的复杂。”沈砚之在石桌旁坐下，“我们截获了美国驻香港领事馆与华盛顿的往来密电。美方确实想合作，但目的不单纯。他们的‘凤凰计划’遇到了瓶颈——实验体存活率只有17%，而且存活者大多精神不稳定。他们需要我们的数据，特别是苏曼卿同志的完整共生案例。”
胡组长接过话：“更麻烦的是，苏联方面也通过秘密渠道表达了‘关切’。他们知道我们在研究‘零号’，担心我们会与美国合作，打破战略平衡。”
“所以我们现在成了香饽饽。”陈树仁苦笑，“美苏都想拉拢我们，或者至少确保我们不倒向对方。”
苏曼卿感到一阵疲惫。她只是一个想理解自己身体、帮助有相似遭遇的人，却卷入了大国博弈的旋涡。
“中央什么态度？”她问。
“还在研究。”胡组长说，“但倾向于谨慎接触。毕竟，如果‘零号’真的是全球性问题，国际合作可能是必要的。但不能让美国主导，也不能让苏联误会。”
沈砚之打开文件：“还有一个情况。我们在台湾的情报人员报告，国民党特务机关正在策划行动，目标是绑架或刺杀银杏社成员。他们得到了美国某方面的默许——如果美国不能通过合作获得数据，就默许台湾用‘非正规手段’获取。”
空气仿佛凝固了。银杏社成立才半个多月，就引来了多方觊觎。
“我们必须加强安保。”沈砚之说，“从今天起，所有成员不得单独外出，基地安保提升到最高级别。同时，我们需要制定应急预案——如何基地遭到袭击，如何疏散，如何保护研究数据。”
陈树仁点头：“科研资料可以分多处存放，但人员安全……”他看向院子里的银杏树，“我们这些人，大多是普通人，突然获得了特殊能力，却要面对这样的危险。”
“这就是选择特殊道路的代价。”胡组长说，“但组织会尽全力保护每一位同志。银杏社不只是研究机构，更是这些同志的家。我们不会放弃任何人。”
会议结束后，苏曼卿和沈砚之在院子里散步。晨光渐强，银杏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
“你害怕吗？”沈砚之轻声问。
“有点。”苏曼卿诚实地说，“但更多的是责任感。银杏社的成员信任组织，信任我。我不能让他们失望。”
沈砚之握住她的手：“你不是一个人。有我在，有组织在。”
他的手温暖而坚定。苏曼卿靠在他肩上，感受着这份来之不易的依靠。经历了生死分离，经历了身体异变，经历了种种危机，他们终于能并肩站在一起，面对共同的挑战。
“砚之，你还记得1947年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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