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温斯顿的钢笔在颤抖。
不是冻的，是握笔的手在抖。
这个四十二岁的《泰晤士报》资深记者，见过印度饥荒的饿殍，见过非洲殖民地的屠杀，自认为已经对人类的苦难有了免疫力。
此刻，他看着眼前这个腹部被弹片撕开、肠子流了一地的中国少年，胃里翻江倒海。
少年大约十五岁，穿着打补丁的棉袄，棉絮从弹孔里露出来，沾着暗红的血。
他躺在门板上，门板架在两个破木箱上，权当手术台。
没有麻药，军医用烧红的匕首烫灼伤口止血，皮肉烧焦的焦臭味混着血腥味。
“疼……娘……疼……”少年用方言呻吟，眼泪混着脸上的血污往下淌。
军医面无表情，手很稳。
他是个五十多岁的老郎中，奉天本地人，三天来已经处理了三百多个伤员。
手下的动作机械熟练：清创、止血、缝合。
温斯顿看见，老人的眼角有隐隐泪光。
“他……能活吗？”温斯顿用生硬的汉语问。
军医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空洞：“看命。伤口太深，感染了就是死。”
“没有消炎药？”
“昨天就用完了。”军医继续缝合
“现在用的针线，是从死人衣服上拆下来的。”
温斯顿深吸一口气，强迫自己记录。
铅笔在笔记本上划动，字迹潦草：
“1896年12月5日，奉天城南。
一个没有麻药的手术现场。
伤员是平民，十五岁，在自家院子里被炮弹弹片击中。
军医称，类似伤员每天超过三百人。药品三天前耗尽……”
他写不下去了。
抬头，环顾这个临时医疗点，原本是家绸缎庄的后院，现在成了人间地狱。
院子里密密麻麻躺满了伤员，有的在呻吟，有的已经不动了。
绷带是用撕碎的床单做的，消毒用的是烧酒，吗啡三天前就没了，伤员只能硬扛。
一个断了腿的老汉疼得用头撞地，咚，咚，咚。
角落里，美国女记者玛丽·克劳馥正在拍照。
这个三十岁的纽约人，以报道上流社会舞会和时装秀闻名，这次主动请缨来远东，说是“寻找真正的新闻”。
现在她找到了。
玛丽举着笨重的箱式相机，手在抖。
镜头对准的是一对母女。
母亲四十来岁，背靠着断墙坐着，怀里抱着个五六岁的女孩。
女孩昏迷了，左半边脸被烧伤，皮肤焦黑皱缩，眼睛肿成一条缝。
母亲轻轻哼着歌，是东北民谣《月牙五更》，调子悠扬哀婉：
“一更啊里呀，月牙刚出来呀……”
歌声在伤员的呻吟声中，显得格外刺耳。
玛丽按下快门，镁光灯闪烁。
女孩母亲抬起头，茫然地看着这个金发碧眼的外国女人。
玛丽走过去，从怀里掏出块手帕，绣着蕾丝边的真丝手帕，想递给女孩母亲擦脸。
女孩母亲没接，只是看着她，用方言说着：“俺闺女……好看不？”
玛丽听不懂，看懂了眼神。
母亲看女儿的眼神，骄傲，温柔，尽管女儿的脸已经毁了。
“She’s beautiful.”玛丽用英语说着，声音哽咽。
她转身离开，走到院门口，蹲在地上，肩膀耸动。
相机掉在雪地里，没去捡。
温斯顿走过去，捡起相机，递给玛丽：“我们得报道，必须报道。”
“报道什么？”玛丽抬起头，眼泪冲花了脸上的妆。
“告诉伦敦和纽约的读者，远东有座城市在毁灭？
他们会在早餐时翻过这一页，继续讨论昨晚的歌剧和明天的赛马！”
“但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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