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十五日，晨，锡兰科伦坡，前总督府会议厅。
这座融合了葡萄牙要塞风格与英式殖民行政建筑特点的石头大厅，在过去一个月里经历了彻底的改造。厚重的橡木长桌被替换为光滑平整的钢木复合会议桌，桌面上铺设着深绿色呢绒，每隔一米便内嵌了一个黄铜接线盒，连接着桌下的电报线与扩音器线路。天花板垂下六盏巨大的电灯吊盘，即使阴雨天也能保证室内光线充足明亮。
大厅正北墙壁上，原本悬挂维多利亚女王肖像的位置，如今是一面占据整面墙的浮雕世界地图。地图以帝国本土为中心，太平洋与印度洋占据最显眼位置，各大洲海岸线、主要航线、电报线路、资源产地均用不同颜色的珐琅与金属片标注。地图两侧，日月龙旗与军旗交叉悬挂。
秦岳站在地图前，最后一次检查会场。他身穿深灰色陆军中将礼服，胸前仅佩戴一枚“戊子平乱”勋章与一枚“科学院特授技术贡献章”，风格简朴而冷峻。在他身后，十二名身着黑色文官制服、怀抱厚重文件箱的帝国谈判助理，正将最后一批协议草案文本与辅助资料，分置于长桌两侧的各国席位前。
“英国代表团席，文件六册，包括条约草案正本、海洋法附件、贸易协定范本、技术分级目录、赔款计算明细、锡兰及毛里求斯主权移交文件。”
“法国代表团席，文件相同，替换为印度支那相关附件。”
“奥地利代表团席，替换为巴尔干及中亚相关附件。”
“我方首席代表席，文件十二册，含各版本对比、底线分析、应变预案。”
助理们的汇报声清晰而快速。
秦岳微微点头。他的目光扫过长桌中央那三件特意摆放的物品：一柄折断的西洋指挥刀（来自冯·施利芬）、一面烧焦的英国海军旗（来自“皇家主权号”）、一块被机枪子弹击穿的法国胸甲（来自诺曼底海滩）。这些战利品沉默地诉说着力量对比，比任何言辞都更具说服力。
“各代表团预计抵达时间？”他问。
“英国‘不列颠尼亚号’已进港，哈丁爵士一行正乘车前来，预计十五分钟后抵达。”
“法国‘光荣号’与奥地利‘弗朗茨·约瑟夫号’同时靠泊，两代表团正一同乘车，预计二十分钟后抵达。”
“我方代表团，郑沧澜司令已从旗舰抵达，在偏厅等候。”
秦岳看了看墙上的电钟：上午八时四十分。他整理了一下衣领，对助理们说：“各就各位。记住三点：第一，我们是胜利者，但姿态要冷静、专业、无可挑剔；第二，所有条款均有数据和法理支撑，不争论情绪，只讨论事实；第三，最终签字前，任何看似微小的修改都必须立即请示。”
“是！”
上午九时整，会议厅双扇大门同时打开。
帝国代表团率先入场。郑沧澜一身纯白色海军上将礼服，金线绣制的波涛龙纹在电灯下熠熠生辉，与秦岳的深灰形成鲜明对比却同样威严。两人身后，是八名来自外交、财政、贸易、法律、军事、科技领域的帝国高级官员，均着标准文官制服，表情肃穆。
几乎同时，三国代表团从另一侧入口进入。英国代表团以亨利·哈丁爵士为首，这位前印度总督穿着全套殖民事务大臣礼服，胸前挂满勋章，但面色苍白，步伐沉重。法国拉瓦锡侯爵试图保持法兰西式的优雅从容，但眼中血丝暴露了航程中的辗转难眠。奥地利施特恩贝格男爵最为平静，他穿着简单的黑色外交礼服，目光锐利地扫视会场，尤其在那面世界地图上停留了数秒。
没有寒暄，没有握手。双方代表依照席卡入座。长桌一侧是帝国的十二个席位，另一侧则分为三组，每组四席，代表三个战败国。空间布局本身便暗示着地位差异。
秦岳作为会议主持，起身致开场词。他的声音通过桌内扩音器清晰传出，同时被速记员记录，并通过电报房实时发往北京及帝国各大报社。
“诸位代表，我代表大明帝国摄政王殿下及内阁，欢迎来到科伦坡。在过去的一年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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