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二十二日的德国勒沃库森。
莱茵河的薄雾尚未完全散去，晨曦为这座工业巨城镀上了一层冰冷的金属光泽。空气中，河水的潮气与化学品独特的气味交织在一起，形成一种独属于勒沃库森的、象征着力量与进步的味道。在城市的中心，拜耳公司的总部大楼如同一座钢铁与玻璃铸就的堡垒，在初夏的阳光下投下巨大的阴影，彰显着德意志工业的骄傲。
大楼深处，药理部主任赫尔曼·费尔克斯博士的办公室里，气氛却与外界的喧嚣截然不同。厚重的胡桃木百叶窗将大部分光线滤去，只留下一道道斜长的光斑，切割着室内浮动的尘埃。一盏绿色的银行家台灯是唯一可靠的光源，它的光芒聚焦在宽大的办公桌上，照亮了那些摊开的文件和费尔克斯博士那张不苟言笑的脸。
费尔克斯博士，一个在整个公司都以严谨乃至刻板闻名的男人，此刻正进行着他每日的例行公事——处理那些从世界各地涌来的信件。他的手指在信封间快速跳动，绝大多数信件的命运都是被他的助理归入“待阅”或“无价值”的档案夹。每天都有太多自诩为“世纪发现”的材料被送到他的案头，其中百分之九十九都是江湖骗子和幻想家的呓语。
他的动作忽然停顿了一下。一封来自瑞士日内瓦私人邮政信箱的厚重信件引起了他的注意。信封是高档的棉纸，火漆印章上是冯·克特勒家族的纹章。这个姓氏让他多了一丝郑重，冯·克特勒男爵曾是德意志帝国在远东的重要人物，即便帝国已经覆灭，这个名字依旧代表着某种分量。
他用裁纸刀仔细地划开信封，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伊丽莎白·冯·克特勒女士的亲笔信。信中的德语措辞优雅而精准，但费尔克斯博士的眉头却不自觉地皱了起来。
“……来自中国云南的一种草药……对恶性疟疾有惊人疗效……”
他轻哼了一声，嘴角撇出一丝不屑。又是东方秘术的老套故事。每年他都能收到几十封类似的信件，吹嘘着某种神秘的根茎或者树皮能够包治百病。若非看在克特勒家族的面子上，这封信此刻已经被他扔进了废纸篓。
他耐着性子继续读下去，但当他看到信中提及附件是几位德国工程师与医生的亲笔记录时，他的表情开始变化。他放下信纸，拿起了那几份被小心翼服帖在文件夹里的德文手稿。
仅仅是第一眼，费尔克斯博士的身体就不由自主地坐直了。
与他想象中那些潦草的个人陈述完全不同，眼前的稿纸上，是用工程绘图笔画出的、无比精确的坐标图表，以及用钢笔写下的、字迹严谨工整的临床记录。那熟悉的德语技术词汇，那种深入骨髓的德式逻辑与条理，让他瞬间产生了一种荒谬的错觉——这不像是一份来自遥远异域的草药报告，更像是出自拜耳自己实验室的内部文件。
“患者：汉斯·克虏格，42岁，男性，工程师。入院时间：1928年10月17日。主诉：高热寒战48小时，伴随剧烈头痛与呕吐。体温：℃。血检：外周血涂片发现大量环状体及裂殖体，确诊为恶性疟原虫（Plasmodium falciparum）感染……”
费尔克斯博士的喉咙有些发干，他低声念着上面由沃尔夫医生亲手记录的文字。他的目光扫过一排排详尽的生命体征数据，每一个小时的体温、脉搏、呼吸变化都记录得一丝不苟。
当他翻到第二页，看到那张用红蓝双色墨水绘制的体温变化曲线图时，他的呼吸猛地一滞。
图表上，一条代表体温的红色曲线在41℃的高位上狰狞地盘踞了超过两天，期间使用了标准剂量的奎宁进行静脉滴注，但体温仅仅是略有波动，毫无下降趋势。这是典型的重症恶性疟疾，患者的生命正被高热一点点吞噬。
然而，在图表横坐标的某个时间点，一个清晰的标注出现了：“使用‘滇蒿栓’（Dian Hao Shuan），直肠给药，2枚。”
就在这个标注之后，那条狰狞的红色曲线，如同被一把无形的利刃斩断，以一个近乎垂直的角度，断崖式地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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