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可授官，提高了科举的地位，使更多寒门子弟得以进入仕途，扩大了统治基础，也为“与士大夫治天下”的国策奠定了基础。他自身虽出身行伍，却极为尊重文士，曾立下“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的誓碑，藏于太庙，这固然有助于形成较为宽松的政治氛围，但也使得文人地位空前提高。
然而，其“强干弱枝”、“重文轻武”的祖宗家法，在巩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埋下了军事积弱的远因。
对武将的过度防范，如频繁调动、以文制武、兵将分离等，虽确保了内部稳定，却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军队的战斗力与应变能力，为后世应对北方强敌时的被动局面埋下了隐患。
开宝九年，赵匡胤的身体状况似乎出现了问题。
是年正月，他西幸洛阳，视察山川形势，甚至有意迁都于此，认为开封“形势涣散，防维为难”，不如洛阳“据山河之胜而去冗兵，循周、汉故事，以安天下也”，这一极具远见的提议却遭到了群臣，尤其是其弟晋王赵光义的强烈反对，理由是“迁都未便”、“在德不在险”，赵匡胤只好怅然放弃，叹道：“不出百年，天下民力殚矣！”
这一预言，不幸在北宋末年言中。
自洛阳返京后，赵匡胤似乎加速了某些安排。
他授予赵光义过人的权柄，使其位在宰相之上，开封尹兼晋王的身份几乎等同于储君，然却始终未正式册立太子，其心意令人琢磨不透。是年十月，赵匡胤猝然崩逝于万岁殿，年仅五十。
关于其死因，正史记载含糊，仅云“帝崩于万岁殿，年五十”，然野史笔记如《续湘山野录》等却留下了“斧声烛影”的千古谜案，言是夜赵匡胤召赵光义入宫饮酒，宫人遥见烛影下，赵光义时或离席，若逊避之状，既而太祖引柱斧戳地，大声对光义说：“好为之，好为之！”是夜，太祖崩，皇后宋氏使宦官王继恩召皇子德芳，继恩竟径趋开封府召晋王光义，宋后见光义，惊愕曰：“吾母子之命，皆托于官家。”
光义泣曰：“共保富贵，勿忧也。”
无论真相如何，赵匡胤的突然离世，使其收复燕云、完成天下一统的宏愿戛然而止，留下了无尽的遗憾与一个在其既定国策下走向文治巅峰，却也隐伏着深刻边防危机的庞大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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