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永和年间的一个深夜，建康城大司马府的书房还亮着一盏孤灯。烛火如豆，在青釉灯台上明明灭灭，将案前那人的影子拉得又细又长，投在斑驳的墙壁上，像一头蛰伏的巨兽，正对着窗外沉沉的夜色暗自咆哮。
这人便是桓温，彼时已官至大司马，手握东晋半数兵权，出则节制诸州，入则位列三公，算得上是东晋朝堂上跺跺脚都能震三震的人物。可他此刻却没有半分权臣的从容，正斜倚在铺着锦缎的坐榻上，一手摩挲着腰间沉甸甸的金印，一手无意识地捶打着身下的玉枕，嘴里反复念叨着一句气话：“大丈夫生于世间，若不能流芳百世，便当遗臭万年！”话音落，他猛地坐直身子，目光扫过案上摊开的《孙武兵法》，指尖在“将者，国之辅也”几个字上重重一点，眼底翻涌着不甘——这大司马的职位，终究配不上他胸中的万丈丘壑，他要的，从来都是那九五之尊的龙椅，是那号令天下的无上权柄。
彼时的东晋，偏安江南，朝堂之上士族林立，皇权早已形同虚设。桓温凭借着祖父桓彝的余荫，再加上自己平定蜀地、北伐中原的战功，一步步爬到了权力的顶峰。可越是靠近那权力的中心，他越觉得浑身不自在——头顶上还有个司马家的皇帝坐着龙椅，即便那皇帝懦弱无能，也终究是名义上的天下之主，而他桓温，纵有滔天权势，也不过是个“臣”。
为了试探自己的命数，桓温特意派人请来了当时最有名的相士杜灵。杜灵眯着眼打量了桓温半晌，又掐着手指算了算，才捋着山羊胡缓缓道：“明公功勋卓着，位极人臣，将来的官职，当在天子之下，万民之上。”这话若是说给旁人听，怕是要喜不自胜，可桓温听完，脸色却瞬间沉了下来。他盯着杜灵，语气里带着压抑的不满：“仅此而已？”杜灵吓得连忙躬身，不敢再多说一个字。桓温挥了挥手让他退下，独自站在窗前，望着天边的残月，心里像堵了一块巨石——看来，仅凭现有的功业，还不足以震慑朝野，不足以让司马家乖乖交出皇位。要想更进一步，必须再立一件惊天动地的大功。
思来想去，桓温把目光投向了北方的河朔之地。彼时北方被胡人占据，东晋朝野上下都有北伐之志，若是他能领兵北上，收复失地，那便是不世之功，到时候再要求加官进爵，甚至取而代之，便是名正言顺。主意既定，桓温立刻集结兵力，整顿军备，带着数万大军浩浩荡荡地向河朔进发。一路上，他军纪严明，势如破竹，很快便攻到了枋头。可天不遂人愿，就在他即将取得大胜之时，却因为粮草不济、孤军深入，被前燕的军队打得大败而归。数万将士战死沙场，尸横遍野，桓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逃窜，往日的威风扫地殆尽。
回到江南后，桓温的名声一落千丈，朝堂上质疑他的声音此起彼伏，加官进爵的事自然也成了泡影。他闷在府里，整日茶不思饭不想，看着铜镜里鬓角新添的白发，心里又急又气。好在没过多久，机会便又来了——寿春的袁真发动叛乱，桓温主动请缨，领兵前往平叛。这一次，他吸取了枋头之败的教训，稳扎稳打，很快便攻破了寿春城，平定了叛乱。
大军凯旋之日，桓温特意把参军郗超叫到了身边，语气里带着一丝急切地问：“这次平定寿春，能抵消枋头之败的过错吗？”郗超是桓温的心腹，最懂他的心思，可此刻却只是连连摇头，语气凝重地说：“明公，枋头之败，损失惨重，朝野震动，仅凭这一件功劳，怕是难以相抵啊。”桓温听完，脸色瞬间变得惨白，他颓然地坐在椅子上，良久都没有说话。郗超看着他失魂落魄的样子，心里已然猜到了他的心思——这位大司马，哪里是想抵消过错，他是想借着功劳，一步步逼近那至高无上的皇位啊。
当天夜里，月黑风高，万籁俱寂。桓温的府邸里，只有佛堂还亮着灯。桓温穿着一身素色的僧衣，正跪在鎏金铜佛像前虔诚地参拜。那佛像面目慈祥，双目微垂，在烛光的映照下，周身泛着淡淡的金光，仿佛能洞悉世间所有的欲望与挣扎。桓温双手合十，嘴里念念有词，祈求佛祖能保佑他达成心愿，可眼底的躁动与野心，却怎么也藏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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