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发现，网络的观察重点逐渐从单纯的知识掌握，转向了思维模式的“一致性”和“可预测性”。
在小组提交的报告中，如果出现前后矛盾或不符合网络逻辑框架的推论，网络会立即指出并要求修正。
如果报告体现了新颖但“非标准”的思路，网络会给予鼓励，但同时会建议“进一步优化以符合系统兼容性”。
“它在培养我们，但也像是在……驯化我们。”
周锐在一次内部会议上直言不讳，“它希望我们变得强大，但必须是按照它的标准变得强大。”
林默同意这个判断，但他认为这其中可能没有恶意，只是一种根深蒂固的系统惯性。
“对于一个运行了亿万年的网络来说，‘兼容性’和‘可预测性’可能是高于一切的考量。它需要新成员融入它的体系，而不是颠覆它。”
但问题在于，完全融入意味着失去自主性。
小组面临的选择越来越清晰：要么逐步调整自己，成为网络高效但同质化的节点；要么保持独特性，但可能被网络边缘化，甚至因“不兼容”而被排除。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网络发来了一个特别的任务邀请。
不是建议，是邀请。
任务名称：“认知协同实验”。
任务描述：选取三名成员，与网络的三个服务节点进行深度思维同步，尝试解决一个复杂的规则推导问题。实验期间，成员的思维过程将与节点实时共享和整合。
任务难度：高级。
预计耗时：六小时。
贡献度奖励：500点（相当于完成五十个基础任务）。
知识解锁：可访问“认知融合技术”基础库。
特殊说明：参与实验需签署“深度交互协议”，允许网络临时接入成员的思维底层。
“这太危险了。”孙宇协调官在看到任务描述后立即反对，“允许网络接入思维底层？这等于开放了我们的意识。谁知道它会做什么？”
欧阳宇却有不同看法：“但从技术角度看，这是了解网络思维运作机制的绝佳机会。如果只是临时接入，且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和退出机制，风险或许可控。”
赫尔曼院士更谨慎：“问题不在于技术风险，而在于心理和认知风险。深度思维同步可能永久改变参与者的思维方式。他们可能会……被同化。”
林默作为小组组长，面临艰难决定。拒绝这个邀请，可能错失深入了解网络核心运作的机会；接受，则可能让团队成员暴露在不可逆的风险中。
他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开诚布公地讨论。
“我愿意参加。”
沈澜第一个举手，“我是信息处理专家，对认知科学也有研究。我能更好地理解同步过程中发生了什么，并记录下来。”
周锐犹豫了一下，也举起了手：“我需要了解更多关于多维信息处理的细节。这个实验可能提供书本上学不到的经验。”
第三个人选迟迟未定。
赵青缓缓开口：“我可以前去。”
最终人选确定：沈澜、周锐、赵青。
实验前，网络发来了详细的协议文档。
文档长达数百页，详细规定了交互的边界、安全措施、退出机制、数据所有权等。
协议明确声明：交互是临时的、可逆的；网络不会主动修改参与者的思维结构；所有交互数据双方共享。
小组的顾问审阅后认为，协议从法律角度看相对公平，但其中一些关于“思维模式优化建议”的条款存在模糊空间。
“它承诺不‘主动修改’，但可能会在交互过程中‘被动影响’。”
顾问指出，“思维同步本身就可能导致认知改变，这种改变可能不被视为‘主动修改’。”
经过反复磋商，网络同意增加补充条款：实验结束后，参与者将接受独立的心理和认知评估，如有异常，网络有义务提供恢复支持。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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