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洋流亡世家的悲惨下场，彻底敲碎了国内残余旧势力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负隅顽抗者，在朝廷持续的高压打击和精确清剿下，迅速土崩瓦解。大部分则选择了彻底屈服，接受改造，以期在新秩序下求得一线生机。
随着“扫除门阀”运动的深入收尾和南洋隐患的清除，华夏帝国迎来了自开国以来最为安定、内部凝聚力最强的时期。张枫得以将更多的精力和资源，从内部的“破旧”转向全面的“立新”与对外开拓。
新政进入深化和收获期。
土地改革（清丈田亩、摊丁入亩）基本完成，自耕农数量大增，农业生产积极性提高，税基稳固且公平。从旧世家手中接收的大量资产被有效整合，国有工坊和特许民营工商业蓬勃发展，尤其是纺织、陶瓷、造船、冶金等行业，在吸收了部分西方技术（通过贸易和秘密渠道）和科学院指导下，技术进步明显。贯通南北的大运河疏浚整治工程启动，全国性的官道驿站系统也在规划扩建，物流更加畅通。
中央集权空前巩固，内阁—枢密院—监察院的三驾马车运行顺畅。行政学院培养的官员已成为州县治理的中坚力量，吏治相对清明。新颁布的《华夏法典》及一系列配套法规，为社会运行提供了清晰的规则。《重要物资储备与流通管制条例》的施行，确保了粮食、棉花等战略物资的安全，国家调控市场的能力大大增强。
“启明学堂”在州县一级的普及率稳步提升，新式蒙学教材开始推广，识字率有所提高。科学院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才，在数学、天文、地理、医学、格物（物理化学雏形）等领域展开基础研究，并与工部紧密合作，推动技术进步。朝廷设立“华夏印书馆”，开始系统整理、出版各类书籍，包括农业、医药、技术手册，乃至经过“净化”的历史和文学典籍，以统一思想，传播新知。
陆军在经历北疆、东北战事锤炼后，更加精锐，火器化、正规化程度更高。海军则是发展的重中之重，“靖海”舰队不断扩充新式战舰，水手和陆战队员训练严格，郑成功等人已成为经验丰富的海军将领。军队的忠诚毋庸置疑，是皇权最坚实的支柱。
对外，张枫的全球战略布局稳步推进。
· 南洋： 在清除流亡世家、震慑西夷、约束倭人后，华夏的影响力进一步巩固。与主要亲善部落、土邦的贸易协定得到落实，新的、避开马六甲的贸易航线逐渐成熟。南洋事务司运作良好，成为帝国经营南洋的前沿指挥部。对西夷，保持高压威慑与有限接触并存，既不让其坐大，也不轻易开启全面战争，以经济和政治手段为主进行挤压。倭人兵团则被牢牢拴在吕宋等地，作为清剿不稳定因素的“恶犬”，同时其残暴行径也被记录在案，作为将来必要时敲打甚至处置倭国的筹码之一。
· 东海： 倭国继续扮演着“恭顺藩属”的角色，天皇一家在京城“安居”，幕府按时缴纳象征性的“贡品”，但其国内的任何异动，都在监察院和枢密院的严密监控之下。九州岛的金矿勘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沈括团队发现了高品位金矿脉），开采工作在绝对保密和军队保护下悄然启动，未来将成为帝国重要的黄金来源。对马、琉球等传统藩属，关系更加紧密。
· 北疆： 《北疆互市新策》效果显着，草原各部落在经济利益的捆绑下，南下劫掠的冲动大大降低，边境相对安宁。朝廷通过贸易、册封、文化渗透，不断加深对草原的影响力，并秘密扶持亲华夏的部落，分化潜在敌人。
· 西方（陆路）： 与中亚、波斯乃至奥斯曼帝国的商路在逐渐恢复，华夏的丝绸、瓷器、茶叶广受欢迎，换回良马、宝石、药材等物。朝廷派出的使团和商队，也带回了关于更遥远西方（欧洲）的零星情报。
· 更广阔的海洋： 张枫的目光早已投向了印度洋，甚至更远。他秘密指令海军和科学院，开始研究更适合远洋航行的大型战舰、更精确的航海仪器、以及应对长期海上生活的后勤保障。他心中有一个模糊但坚定的目标：不能只让西夷的船只横行大洋，华夏的龙旗，也理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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