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十四年的春风，吹拂大唐登州港时，带来的是海盐的清新与远航的豪情；但同一缕风，掠过东海，吹到倭国四岛时，却裹挟着赋税的鞭影、豪族的叹息与民众绝望的哭嚎。
倭国，畿内，某村庄。
残阳如血，将破败的茅草屋和枯瘦的田野染上一层不祥的暗红。村口歪斜的木杆上，贴着新糊的告示，墨迹未干，内容却如同烧红的烙铁，烫在每个围观村民的心上：“奉国司命，为筹上国赔款，特预征本年度秋税之三成，另加‘特别协力金’每户二百文……限期十日，违者拘拿，田产充公……”
“三成秋税？！还要加二百文协力金？！”一个须发花白、满脸沟壑的老农，佝偻着身子，颤抖的手指几乎戳到告示上，声音嘶哑绝望，“去年收成本就不好，交了租子勉强糊口，哪里还有余钱？这……这是要逼死我们啊！”
“上国赔款……还不是朝廷自己惹的祸！”一个中年汉子咬牙切齿，他的一条胳膊空荡荡的袖子随风飘荡，那是多年前在边境冲突中留下的伤残，“打又打不过，只会向我们这些小民身上刮油水！对马岛丢了，壹岐岛也割了，现在连博多津都要让唐人驻军！这日子……还有什么盼头！”
人群骚动起来，压抑的愤怒与恐惧如同地火在蔓延。类似的场景，在倭国各地，尤其是承担了大部分摊派任务的畿内、九州等地，不断上演。难波京的朝廷为了在限期内凑齐首批八十万两赔款，以及后续更庞大的数目，早已顾不上什么“体恤民力”。向豪族、寺院摊派的“特别献金”虽然数额巨大，但那些树大根深的势力自有办法转嫁或拖延，真正如同巨石般压下来的，是层层加码、急如星火的赋税预征和各类名目的“协力金”、“防务捐”。
在更偏远的出羽国，一群被税吏逼得走投无路的农民，手持竹枪、锄头，堵住了前来催收的衙役和少量郡兵。税吏挥舞着账册，趾高气扬：“刁民！抗税就是对抗朝廷！对抗朝廷就是对抗大唐！你们想引来唐人的天兵吗？”
“引来又如何！”一个被夺走最后一点口粮种子的老农，眼中布满血丝，嘶吼道，“左右都是死！饿死是死，被官差打死也是死！引来唐人……说不定还能换个活法！” 这绝望的呐喊引发了更大的共鸣，冲突一触即发，虽然最终被闻讯赶来的更多郡兵镇压下去，但仇恨的种子，已然深埋。
在九州肥后国，一座颇有声望的寺院，方丈看着官府送来的“劝捐”文书和暗示如果不“尽力”则可能削减寺产的威胁，长叹一声，闭目不语。寺院田产虽多，但维持偌大寺庙、供养僧众、救济贫苦亦需开销。这“捐输”无异于割肉。寺中年轻气盛的武僧们愤愤不平，却被老成持重的长老们按住：“势比人强……如今朝廷尚且如此，我佛门又能如何？且……且忍一时吧。” 忍字头上一把刀，这把刀，割在倭国社会各阶层的血肉之上。
民怨，如同不断被压紧的弹簧，又如同濒临爆发的火山，在倭国看似平静实则麻木绝望的表象下，疯狂地积累着能量。街头巷尾，人们交头接耳，传递着对朝廷无能的怨恨，对豪门转嫁负担的不满，对未来的深深恐惧。一些破产农民、失意浪人、对现状不满的地方小豪族，开始更频繁地聚集，怨毒的议论声中，“造反”、“起事”、“反抗”等词汇，开始若隐若现地流传——这正是某些有心人刻意散布的火种。
长安，郡公府守备森严的偏院。
这里与倭国的喧嚣绝望，完全是两个世界。庭院雅致，花木扶疏，室内陈设虽不奢华，却干净舒适，一应用度俱全。这里，软禁着小泉正雄（原龟田正雄）的妻子和幼子。
小泉正雄的妻子，名唤绫，曾是没落小贵族之女，温婉秀丽，此刻却面容憔悴，眼中带着挥之不去的忧惧。她怀抱着刚满三岁、尚不懂事的儿子太郎，坐在窗边，望着庭院中刚刚吐绿的柳枝，怔怔出神。她知道丈夫还活着，也知道他被那位可怕又强大的大唐郡公派去执行极其危险的任务。她更知道，自己和儿子的性命，是悬在丈夫头上的利剑，也是系在他身上的风筝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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