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满银说着，侧过身，把武惠良和孙少安往身前带了带，“惠良是干部，遇事沉着，想的周全，少安年轻力壮，抗争时还受了伤，我不过是赶巧，先找到机会罢了。”
冯世宽也走了过来，他身材魁梧，往那儿一站就带着一股县里主要领导的气场。
他没急着握手，而是先上下仔细打量了王满银和少安一番，目光里有关切，也有一种审视的意味。
片刻，他才伸出宽厚的手掌，先拍了拍王满银的肩膀，力道不轻：“满银同志，好样的！给咱原西县长脸了！”接着又握住少安的手，“少安同志是咱原西走出去工农兵大学生，有文化有担当，危难时刻不怯场，好苗子！惠良主任更不用说，将门虎子，临危不乱，不愧是德全局长教出来的！”
少安有些局促，武惠良在旁微笑着接过话头，语气谦逊又得体：“冯主任过奖了。昨日之事，全靠公安同志防线布得密，匪徒本就插翅难飞，我们不过是恰逢其会，做了该做的事。真正该记功的，是日夜值守设卡的公安和民兵同志，他们才是守护一方平安的根基。”
这时孙少安才定下心来，开口回应冯世宽的话“冯主任，我们不怕的……。”
“惊着是难免的。”冯世宽语气沉厚，“面对持枪的歹徒，你们能临危不乱，最后协助公安抓住他们，这可不简单！县里都为你们感到骄傲！”
武惠良开口：“刘科长，冯主任，记者同志，这儿说话不方便，咱们按刚才说的，去小会议厅吧？”
“对，对，会议厅清静，暖和”刘科长连连点头。
一行人穿过大厅侧面一条短短的走廊，进了招待所唯一的小会议厅。
厅不大，靠墙摆着几把套着灰布套子的沙发，中间是一张长长的暗红色木会议桌，桌上铺着已经洗得发白的绿呢桌布，边角都磨起了毛。
墙上挂着画像和几句标语，屋角生着一个铁皮炉子，炉火很旺，屋里很暖和，可比大厅强太多。
大家互相谦让着落了座。刘科长和两位记者坐在长桌一侧，冯世宽坐了另一侧靠中间的位置，武惠良、王满银和孙少安则被让到了面对门口、算是“主位”的那一侧。
服务员提来两个竹壳暖水瓶和几个白瓷茶杯，给每人面前倒上水，热气袅袅升起。
一位年轻记者已经迫不及待地打开了笔记本，钢笔帽捏在手里，目光热切地看着王满银：
“王满银同志，请您详细谈谈昨天下午遇险的经过吧！当时情况那么危急，您是怎么想到要反抗的？又是怎么做到的？群众都很想知道英雄当时的想法和举动！”
所有人的目光都聚焦在王满银脸上。会议厅里安静下来，只有炉子里煤块偶尔发出的“噼啪”声和记者笔尖划过纸面的沙沙声。
王满银双手放在膝上，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粗糙的棉裤布料。他沉默了几秒钟，像是在组织语言，又像是平复心绪。
开口时，声音不高，但很清晰，带着黄土高原人那种特有的、略带沙哑的腔调：
“昨个下午的事，现在想起来，心里还扑腾。”他起头很朴实，没什么豪言壮语，“车子开到那段山路上，冷不丁前面路上摆了一堆石头，武主任赶紧刹车。车还没停稳当，两边门就被埋伏的匪徒拽开了，冰凉的刀子、铁棍子就顶到了身上。”
他描述得很简单，但“冰凉的刀子、铁棍子”这几个字，让在座的人都能想象出当时的凶险。冯世宽眉头拧着，缓缓点头。记者飞快地记录着。
“他们凶悍得很，有土枪，力气也大，二话不说就把我们拖下车，用我们自己的裤腰带反绑了手，推到土坎下面蹲着。”王满银顿了顿，看了一眼武惠良和少安，
“当时乱糟糟的，看着他们那架势，不光要抢车，怕是还想灭口……心里那股火就拱上来了。不能这么等死。”
“于是您就……”记者追问，眼睛发亮。
“也是碰巧。”王满银把话头接过来，却巧妙地把重点偏了偏，“武主任这次下乡，觉得年根底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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