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后世骂朕“暴君”，列朕三罪：一曰“严刑峻法，滥用民力”，二曰“焚书坑儒，摧残文化”，三曰“沉迷求仙，耗费国帑”。这些骂名，朕认其表，不认其里——朕所处的时代，是“乱世初定”，非“治世久安”，帝王行事，不能只看“仁柔”，更要论“实效”。后世以“太平盛世”的标准苛责朕，实为站着说话不腰疼。
后世骂朕“连坐制太狠”“修长城、阿房宫累死百万民夫”，却忘了：秦朝初立，六国旧贵族蠢蠢欲动，韩国张良雇刺客击朕于博浪沙，楚国项氏一族暗中练兵，若不用重典，如何震慑叛乱？若百姓动辄可逃税、可抗役，朝廷如何推行新政？朕的《秦律》，虽严却公——无论是贵族还是平民，犯了法都要受罚，这比六国“刑不上大夫”的规矩，公平得多！
至于“滥用民力”：修长城，是为了抵御匈奴。当年匈奴骑兵年年南下，烧杀抢掠，赵国、燕国边境百姓苦不堪言，朕将旧长城连接修缮，虽用了百万民夫，却换来了北方数十年无战事，让边疆百姓能安心农耕——这笔账，后世只算“死人之账”，不算“活命之账”。修驰道、直道，是为了让军队能快速调动，若某地叛乱，军队半年才能赶到，天下早已大乱；开灵渠，是为了平定百越，将岭南纳入华夏版图，让那里的百姓脱离“刀耕火种”，融入文明——这些基建，哪一项不是为了“后世安稳”？
后世只说“秦亡于暴政”，却不提秦二世胡亥、赵高如何败坏朕的基业。朕死后，赵高伪造遗诏杀扶苏、立胡亥，胡亥继位后，不仅延续徭役，还滥杀无辜，连李斯都被腰斩，这才让百姓忍无可忍。若扶苏继位，以其仁厚，必能减轻徭役、缓和律法，秦朝何至于二世而亡？后世将“亡秦”之罪全算在朕头上，实为“以成败论英雄”，对朕不公！
“焚书坑儒”是朕最受诟病之处，后世儒生骂了朕两千年，却没一个人说清事情的来龙去脉。朕“焚书”，不是要烧掉所有书，而是要烧掉那些“以古非今”的书——当时儒生拿着《诗》《书》，天天说“今不如昔”“分封制比郡县制好”，百姓听了，对朝廷新政产生怀疑，官吏听了，对推行郡县制犹豫不前，这样的“思想混乱”，如何能让天下一统？
朕保留了医药、卜筮、农学之书，这些书能治病、能种田、能指导生产，是“有用之书”；而那些儒生推崇的“百家之言”，大多是空谈理论，解决不了秦朝初立的实际问题。朕让李斯将六国史书、诸子百家之书藏于咸阳宫，只烧民间私藏之书，本是想“先统一思想，再慢慢整理典籍”，却被后世说成“毁灭文化”——若真要毁灭文化，朕为何要让李斯作小篆，统一文字？文字是文化的根，朕保住了根，却被骂“刨了文化的土”，何其荒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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