爵’的规矩相悖——朕当年封爵，只看军功，哪怕是宗室，无战功者亦不得封，他倒好，为了笼络功臣，留了‘贵族特权’的尾巴，难怪唐朝后期会有权臣专权、藩镇割据之祸。
再看选官：他完善科举制，让寒门子弟靠考试入仕，这比汉朝的察举制、魏晋的九品中正制强，至少能让真正有本事的人上来，不像那些制度被世家大族垄断；但朕当年‘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吏皆从基层小吏提拔，懂律法、知民情，比科举选出的‘只会读书写文章’的儒生更实用。他用儒生，是想靠‘儒学’拢人心，却忘了儒生最会‘空谈误国’；朕用法吏，是让天下人‘知法、守法’，凡事有章可循，这才是治国的根本。
还有‘统一度量衡、文字’：朕当年‘书同文、车同轨、统一货币与度量衡’，让天下政令畅通、商贸无阻，这是‘大一统’的根基；李世民倒好，只沿用隋朝的制度，没在‘统一’上再进一步，甚至允许西域诸国用自己的货币、文字，美其名曰‘包容’，实则是忘了‘制度一统才能人心一统’。他当‘天可汗’，想让四夷臣服，却连最基本的制度统一都做不到，比朕差远了。”
论“治天下”：民本与集权的平衡，宽严皆有得失：“朕统一天下后，修长城、筑直道、开灵渠，虽耗民力，却是为了‘万世安稳’——长城抵御匈奴，直道便于调兵，灵渠沟通南北，这些都是利在千秋的大事；李世民搞‘轻徭薄赋’‘释放奴婢’，让百姓休养生息，开创贞观之治，看似比朕‘仁厚’，但他忘了‘帝王治世，不能只图一时安稳’。他在位时，突厥虽被击败，却未彻底根除，晚年还得征伐高句丽；朕当年派蒙恬北击匈奴，‘却匈奴七百余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马’，修长城更是为后世挡住了边患，虽落了个‘暴君’的名声，却为秦朝留下了安稳的边疆，这点他不如朕‘有远见’。
再说律法：朕制定《秦律》，严刑峻法，让天下人‘不敢犯法’，虽严苛，却换来了‘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秩序；李世民修订《唐律疏议》，废除酷法，搞‘德主刑辅’，看似宽仁，却让官吏有了‘徇私枉法’的空间。他手下的魏征天天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却忘了‘法不严，则民不敬’——朕治下，官吏不敢贪、百姓不敢乱，秩序井然；他治下，虽有‘贞观之治’的繁华，却也埋下了‘吏治腐败’的种子，唐朝后期官吏贪腐成风，就是从他这‘宽纵’开始的。
不过，他‘纳谏’的定力，朕得承认不如他。朕当年下‘逐客令’，被李斯一篇《谏逐客书》说服，就觉得自己够听劝了；他倒好，魏征天天当着满朝文武挑他毛病，甚至敢反驳他的圣旨，他不仅不杀，还称魏征为‘人镜’，这份胸襟，朕确实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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