器’。这天下万物，皆有其理，掌握其理，制出利器，便可事半功倍。”他指着那些运转不停的机器，“此间所出之金银，皆要漂洋过海，运回咱天津卫，那可是将来新宝钞的底气，北伐的军饷，容不得半点马虎！”
战争的破坏与新秩序的重建，总是伴随着人性的扭曲与放大。大明军队的绝对武力和高效的组织能力，在摧毁倭国旧有社会结构的同时，也催生了一种奇特而可怖的依附现象。
随着占领区扩大，朱高煦与朱高燧开始大规模招募“归附军”，即所谓的“倭奸”。起初只是用于向导、杂役，但很快，明军将领们便惊讶地发现，这些倭奸一旦被授予最基本的信任——哪怕只是发放一柄劣质刀剑，或是一块象征明军身份的布条——便会爆发出对同胞惊人的残忍和战斗欲望。
在清剿负隅顽抗的残敌时，这些倭奸往往冲在最前。他们熟悉地形，通晓方言，搜捕隐匿的武士效率极高。但其手段之酷烈，时常让见惯了沙场血战的明军老兵都为之侧目。屠村灭门，老幼不留，以其同胞之首级垒成小丘，向明军军官邀功请赏，脸上洋溢着谄媚而狂热的笑容。
一个名叫“小西丸”的倭奸头目便是典型。他原本只是萨摩乡间的贫苦渔民，因主动带路并协助明军攻破岛津家一处堡垒，被赏赐了一件明军淘汰的旧皮甲。自此，他将那皮甲视若神明，日夜擦拭，并自发组织起一支数百人的倭奸队伍，对周边进行“扫荡”。他麾下那些倭人，穿着五花八门却极力模仿明军样式的衣物，作战时嚎叫冲锋，对待曾经的领主、武士乃至平民，手段凶残至极，仿佛要通过这种极端的背叛和暴力，来斩断过去，向新主人证明价值。
“此辈，慕强凌弱，畏威而不怀德，其状……确有些病态。”朱高燧在给朱棣的密奏中冷静分析，“彼等目睹我天兵军容之盛、火器之利、甲胄之精，乃至天津器具之巧，皆匍匐战栗，目露狂热。我朝雷霆之威，既毁其旧秩序，亦释其心中恶兽。彼等以屠戮旧主为投名状，自绝后路，故只能死死依附我大明。此势，可利用以倭制倭，加速平定，然绝不可信其忠心。长久之策，仍需移风易俗，行我汉家教化，并以绝对武力控扼之。”
朱高煦的处理方式则更为直接粗暴。他充分利用这些倭奸的狂热和残忍，将其作为扫荡前锋和矿场监工，但同时也严令：“所有倭奸，必须打散编制，由我大明军官直接统领！其头目之亲眷，一律迁至博多港大营‘妥善照料’！”既用之，亦防之。
尽管朱高晟本人远在千里之外的天津卫和京师，但他提供的“利器”和设定的“财路”，已然深刻影响了倭国的战局。汉王朱高煦与赵王朱高燧在前线通力合作，将“犁庭扫穴”政策执行得淋漓尽致。
朱高煦的“烈火焚野”：
这位勇悍的亲王是毁灭性打击的执行者。他的战术刚猛直接：大军压境，先劝降，降则征粮征兵；不降，则城破之后进行系统性摧毁。反抗者的城堡被拆毁，武器作坊被捣毁，参与抵抗的家族尽数屠戮，首级筑为“京观”。他尤其注重打击精神象征，对涉嫌抵抗的寺庙、神社，要么课以重金，要么直接焚毁，佛像砸碎，经卷投入火海，以血与火彻底碾碎倭人的抵抗意志和旧有秩序。
朱高燧的“寒冰固土”：
坐镇后方的朱高燧，则精于消化与利用。他迅速在九州建立起有效的行政体系，委任“忠诚”的倭奸管理基层，征税征役。他将大量俘虏和征发的倭人，有序投入各个矿区，在天津机械的辅助下，进行高效率的奴隶式开采。他设立了“匠作营”，搜罗倭国工匠，在大明监控下“交流”技艺，实则吸收其长处。对于倭奸，他制定了严密的等级奖惩和连坐制度，既激发其效能，又严防其坐大。
无形的“晟王之手”：
而在这烈火与寒冰之上，始终盘旋着朱高晟无形的影响。前线使用的精良工具、高效火药；矿区运转的碎矿机、鼓风机、新式炼炉；乃至最终将所有贵金属运往天津卫的决策……无不渗透着他的意志和智慧。朱高煦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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