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威海外、为国除害”这等大是大非面前，他的欣喜是发自内心的。
“殿下，此乃天大的喜事啊！汉王殿下立此不世之功，陛下定然龙颜大悦！”身旁的太子妃张氏也笑着说道，但她眼底深处，却飞快地掠过一丝难以察觉的阴霾。汉王功劳越大，对太子的地位威胁就越甚，这一点，她心知肚明。
“是啊，父皇定然高兴。”朱高炽笑着点头，随即又咳嗽了几声，叹道，“只望二弟能戒骄戒躁，早日肃清倭患，凯旋还朝。这跨海远征，终究是劳师动众，将士辛苦啊。”
与太子的宽厚欣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皇太孙朱瞻基的反应。他在自己的府邸听到消息后，先是猛地将手中的茶杯掼在了地上，摔得粉碎！
“全歼水师？！攻克岛屿？！他……他朱高煦凭什么？！”朱瞻基年轻英俊的脸庞因为嫉妒和愤怒而扭曲，眼中闪烁着怨毒的光芒，“还有朱高晟！那些船，那些炮！若不是他……若不是他在背后搞这些奇技淫巧，朱高煦拿什么去逞威风？！他们这是要干什么？！立下如此大功，眼里还有没有父皇，有没有我这个太孙？！”
他感觉自己太子之位的继承权，正受到来自两位皇叔越来越强烈的威胁。尤其是四叔朱高晟，看似不争，实则通过这种掌控国家命脉（财政、军备）的方式，拥有了远超寻常亲王的影响力！这比二叔朱高煦单纯的勇武，更让他感到恐惧和不安。
“去！给本太孙把杨师傅（指与其亲近的东宫讲官）请来！”朱瞻基焦躁地踱步，他要立刻与自己的智囊商议，如何应对这不利的局面。
而与此同时，在文渊阁值房内，以太子太师、内阁首辅杨荣为核心的一批文官清流重臣，在最初的震惊与程式化的道贺之后，也迅速聚集起来，交换着彼此忧心忡忡的眼神。
“捷报固然可喜。”杨荣抚着胡须，眉头微蹙，率先开口，语气沉重，“然，诸公可曾细读战报中所言？‘焚毁倭巢’、‘阵斩无数’、‘立碑宣威’……这……这岂非是效仿武夫，行屠戮之事，有伤天和，更失我天朝上国仁德怀远之体统乎？”
他的话，立刻引起了在场不少文官的共鸣。
“杨公所言极是！”一位御史接口道，语气激愤，“倭寇虽恶，然亦有其民。王师征讨，擒其首恶即可，何至于焚其巢穴，戮其民众？甚至立碑宣示，言辞霸道，此非王者之师，近乎霸术矣！长此以往，恐四夷寒心，视我大明如虎狼，非国家之福也！”
“更遑论，跨海远征，耗费钱粮几何？天津卫造船造炮，所费帑银更是无数！若将此钱财用于内政，赈济灾民，兴修水利，岂不更能泽被苍生？”另一位户科给事中也将矛头指向了庞大的军费开支。
“还有那新军……听闻军中只知汉王、晟王，而不知有朝廷，不知有陛下！此等苗头，万不可长！需防微杜渐啊！” 一位礼部侍郎压低了声音，说出了众人心中最大的隐忧。
这些文官，大多出身科举，秉持着儒家“仁政”、“德化”的理想，对武力扩张本能地抱有警惕和抵触。他们习惯于以道德文章来衡量世事，将“怀柔远人”视为最高境界。汉王这种强硬甚至血腥的手段，以及背后晟王那套完全不同于传统农耕文明思维的、注重工商与技术的理念，都严重冲击了他们的价值观和权力基础。他们敏锐地感觉到，如果任由这股力量发展下去，他们这些依靠经义文章立足的文人，在未来朝堂上的地位将岌岌可危。
因此，尽管表面上不得不承认这是一场“大捷”，但在这文渊阁的值房内，一股针对此次东征、尤其是针对汉王与晟王的批判暗流，已经开始涌动。他们需要找到一个合适的切入点，在政治层面对这股“军功新贵”势力进行遏制和打压。
然而，并非所有部门都持此论调。
当捷报连同初步的矿产勘探报告被抄送至户部时，户部尚书夏原吉的反应，则与文渊阁的清流们截然不同。
夏原吉，这位以精明干练、善于理财着称的能臣，仔细阅读着战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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