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西山秋日的云，缓缓地、却坚定地向前飘移，在天空铺陈出深浅不一、形态各异的画卷。研究中心那片巨大的落地窗外，银杏树已从金边点缀彻底转为满树金箔，风过时，叶片簌簌落下，在地上积起一层柔软而炫目的毯子。姜羡时常会在阅读或讨论的间隙，抬眼望一望那片流动的、燃烧般的金黄，心中便觉一片澄澈安宁。
梁教授鼓励的研究提案，像一颗投入心湖的种子，开始缓慢而扎实地生根。姜羡投入了大量时间，系统地梳理关于社会契约理论从古典到当代的演变，特别是那些试图回应全球化、数字资本主义挑战的新论述。她发现，自己关注的“算法时代的新社会契约”，并非无源之水，而是与更广阔的关于数字权利、数据正义、平台责任的学术思潮紧密相连。这让她既感到踏实，也感到了挑战——如何在已有的丰富讨论中找到自己独特的切入点和贡献？
每周与梁教授的讨论时间，成了思想碰撞与澄清的关键时刻。梁教授不提供现成的答案，而是像一个经验丰富的向导，不断抛出问题，引导她深入、再深入。
“你提到算法透明度，”一次讨论中，梁教授放下手中的笔，看着她整理的初步框架，“这是一个重要的起点。但你想过没有，对谁透明？透明的程度和形式如何界定？是向监管者透明，向公众透明，还是向被算法管理的劳动者透明？如果都透明，技术秘密和商业机密如何保护？更重要的是，透明之后呢？个体或集体是否有能力、有渠道去质疑、挑战甚至改变不合理的算法逻辑？”
一连串的问题，尖锐而必要。姜羡发现自己最初的设想确实有些理想化和模糊。她开始调整方向，更聚焦于“算法可解释性”（Explainable AI, xAI）在劳动场景中的应用困境与可能性，以及探索建立“算法影响评估”（Algorithmic Impact Assessment）和“劳动者算法申诉渠道”的制度想象。研究的视角也从纯粹的规范理论，向更具操作性的政策设计和治理机制倾斜。
这个过程需要阅读大量计算机科学、法学、公共政策交叉领域的文献，挑战不小，但姜羡乐在其中。她甚至开始自学一些基础的算法伦理和公平性检测的知识，虽然远谈不上精通，但至少能让她与技术背景的研究者进行更有实质性的对话。
研究中心那位关注“算法民主”的麻省理工教授，在十一月初如约而至。他的讲座充满了跨大西洋的思维活力，既有对算法潜力的乐观展望，也有对技术官僚主义的深刻警惕。他提出的“参与式算法设计”和“算法审计公民陪审团”等实验性构想，给了姜羡很多启发，特别是关于如何将民主审议过程“嵌入”到技术系统的生命周期中。
讲座后的交流环节，姜羡鼓起勇气，就自己正在思考的“零工经济算法管理与社会契约”问题，向教授提了几个具体问题。教授显然对这个结合了具体劳动场景的议题很感兴趣，与她简短交流了几句，并推荐了几篇相关的最新论文。
“你的问题意识很好，连接了抽象的民主理论与非常具体的社会痛苦。”教授最后对她说，“坚持下去，这个领域需要更多像你这样有跨学科视野和现实关怀的研究者。”
这句话给了姜羡莫大的鼓励。她带着一叠笔记和满脑子的新想法回到西山公寓时，脚步都轻快了几分。
顾青宇敏锐地察觉到了她的好心情。“看来今天的讲座收获颇丰？”晚餐时，他一边给初七的食盆里加粮，一边问道。
“嗯，很有启发。那位教授的思路很开阔，也给了我一些信心。”姜羡帮忙摆着碗筷，将讲座的精华和教授的鼓励分享给他。
“这是对你能力的认可。”顾青宇认真地说，给她盛了碗汤，“不过也别给自己太大压力，研究是场马拉松。”
“我知道。”姜羡接过汤碗，热气熏得脸颊微暖，“就是觉得，能把自己关心的问题，一点一点理清楚，甚至可能对未来有那么一点点积极的影响，这种感觉很好。”
顾青宇看着她眼中闪烁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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