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环的晨光透过恒基中心的落地窗，在陈文博的办公桌上投下细长的光影。
桌上摊着两份文件：左边是内地业务的年度报表，红色印章印着“负债率297”
，运营类资产占比一栏用蓝笔标了“1oo”
；右边是一份项目计划书，封面写着“深圳前海商业综合体开提案”
，提案人用加粗字体写着“预计年化收益18”
——这样的高收益项目，放在三年前他或许会心动，但现在，他的指尖只在报表上轻轻划过，目光落在了桌角的紫檀木盒上。
木盒里放着两样东西：一张泛黄的字条，边缘被摩挲得有些起毛，上面“启棠，我赌输了，房子没了，家也没了”
的字迹依旧清晰；另一叠是恒基公益基金的捐赠记录，最新一页贴着一张照片——贵州山区一所刚封顶的小学，孩子们举着“谢谢恒基”
的纸牌，笑容晒得比阳光还亮。
陈文博打开木盒，指尖先触到字条，再拿起捐赠记录，纸张的温度从指尖传到心里，比任何高收益报表都更让他觉得踏实。
“陈总，前海项目的开商还在会议室等，他们说愿意让恒基占股4o，前期投入只需要3o，剩下的可以分期。”
助理敲门进来，语气里带着几分犹豫——这样的条件在当下的内地楼市里，几乎是“捡漏”
的机会，团队里不少人都劝陈文博考虑。
陈文博合上木盒，把它放进办公桌最下层的抽屉，锁好。
“请他们回吧，就说恒基目前不考虑商业综合体开。”
他的声音平稳，没有丝毫犹豫，像三年前父亲陈启棠拒绝松江低价地块时那样。
助理点头应下，转身时忍不住问：“陈总，这个项目收益真的很高，我们……”
“收益高，风险更高。”
陈文博打断他，从公文包里掏出那张随身携带的字条复印件，递给助理，“你看这张纸，我爷爷当年的朋友，就是因为贪高收益，在1997年栽了跟头，家都没了。
我们恒基在内地做业务，先要稳，不是要快。”
他指着报表上的负债率，“297，这是我们的安全线，一旦碰了高杠杆的项目，这条线就守不住了，到时候不是赚不赚钱的问题，是能不能保住父辈留下的基业。”
助理接过字条复印件，看着上面的字迹，没再说话。
陈文博想起去年，有个上海的写字楼项目，开商承诺年化收益15，团队里一半人都投了赞成票，他也是这样拿出字条，跟大家一起算风险账：“写字楼空置率一旦过1o，我们的现金流就会断，到时候不仅收益没了，本金都可能套牢。”
最后项目被否决，半年后，那栋写字楼的空置率果然涨到了18，团队里没人再质疑他的谨慎。
处理完工作，陈文博拿起办公桌上的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是贵州山区那所小学的校长寄来的信。
他拆开信，里面夹着一张孩子们在临时教室里上课的照片，墙壁上裂着细缝，窗户糊着塑料布。
校长在信里写：“陈总，谢谢您，新学校盖好后，孩子们就不用在漏风的教室里上课了，您要是有空，欢迎来看看孩子们。”
陈文博把照片贴在捐赠记录的扉页，拿起笔，在旁边写了一行字：“2o11年，资助贵州毕节恒基希望小学，解决2oo名儿童就学问题。”
写完，他拿出手机，给父亲陈启棠打了个电话——自从父亲退休后，他每个月都会汇报两次内地业务，从负债率到公益进展，从不落下。
“爸，毕节的小学快盖好了，校长寄了信来，说孩子们等着开学。”
陈文博的声音里带着一丝笑意，跟谈业务时的沉稳不同，多了几分柔软。
电话那头，陈启棠的声音依旧温和：“好，稳着做就好，不光要守好恒基，也要多做些实在事，这才是我们陈家的本分。”
挂了电话，陈文博看着桌上的字条原件，想起小时候，父亲第一次把字条交给自己时说的话：“这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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