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底的午后，阳光斜斜地照进“多多麻辣烫”总店的前厅。
我正站在收银台旁，手里拿着一份刚刚打印出来的月度损耗报表，眉头微微蹙起。梁青站在我身侧，低声解释着：“上个月损耗比预期高了三个点，主要是新店开业那周，徐师傅为了确保口味稳定，试菜和废料多了些……”
“我知道了。”我打断她，目光在报表的几项关键数据上停留，“告诉徐国俊，从下周开始，试菜流程标准化。新菜品研发放在中央厨房完成，门店只做微调。”
梁青点头记下，她今天穿了件浅灰色的衬衫，头发在脑后绾成一个利落的髻。三十七岁的年纪，眼角已有细纹，但那双眼睛依然锐利——那是曾在夜场的霓虹灯下看过太多人性的眼睛，如今在麻辣烫店的白炽灯下，依旧能精准捕捉每一处细节。
店里客人不多，午后两三点本就是餐饮业的“淡时段”。靠窗的老位置上，那位老烟枪正慢悠悠地吃着素菜麻辣烫，脚规规矩矩地收在凳子下，手里的烟换成了电子烟——那是梁青上个月“建议”的，她说二手烟会影响其他客人，但可以为他准备个充电口。
孙阿姨在后厨门口和徐国俊小声说着什么，手舞足蹈的。我隐约听见“我娘家侄女”“人勤快”“能不能来试试”之类的字眼。徐国俊一脸无奈，手里还攥着把漏勺。
这就是我的日常，琐碎、具体、充满烟火气。距离第一家分店开业已经过去七个月，“多多麻辣烫”在这个小县城已经有了三家门店和一个初具规模的中央厨房。生意稳定，团队磨合渐入佳境，钱佩玖对我越来越信任——一切都在按照我蛰伏期的计划，缓慢而坚定地推进。
但我心里清楚，这种平静之下，暗涌从未停歇。
上个星期，老对手“巧媳妇”麻辣烫的老板来过一次，假意祝贺我们新店开业，话里话外却带着刺：“张老板这扩张速度，真是让人羡慕啊。不过这人啊，步子迈太大，容易扯着裆。”
我笑着给他多加了两片牛肉，没接话。
昨天，韩鹏来送货时，趁着搬货的空当低声告诉我：“哥，我听说‘巧媳妇’那边最近在联系外地的调料批发商，价格比咱们用的低三成。”
我点点头，让他继续盯着。
这些细碎的、看似无关的信息，在我的大脑里自动分类、归档、关联。就像下棋，我需要在看到对手落子之前，就预判他可能走的每一步，并准备好应对之策。
而这其中，最让我放心不下的，是团队本身。
“张哥！”
一个声音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抬头，看见熊云伟从后厨大步走出来，手里拎着两个空泔水桶。十八岁的少年，个头已经蹿到一米八出头，肩膀宽阔，手臂的肌肉线条在短袖T恤下清晰可见。但他的眼神依然带着那种未经打磨的锐利——像一把刚开刃却还没装刀柄的刀，既锋利又危险。
“云伟，泔水车三点半到，别错过了。”我说。
“知道！”他应了一声，拎着桶往后门走，步伐大而快，带着年轻人特有的、用不完的力气。
我看着他背影消失在门后，心里那根弦微微绷紧。
这个孩子，是我团队里最特殊的一个。
半年前他来应聘时，身上还带着打架留下的淤青，眼神里满是戒备和戾气。我用“食卦”看过他——他点的是一碗最辣的红油麻辣烫，加了三份豆皮、两份午餐肉，吃得满头大汗，却一声不吭。
那种吃相，不是享受，更像是一种发泄。
我收下了他。不是因为同情，而是因为我在他的“食象”里看到了别的东西：旺盛到无处安放的生命力，被压抑的义气，以及一种近乎本能的、对“归属感”的渴望。
这半年，我把他放在后厨最苦最累的位置：搬货、洗菜、倒垃圾、通下水道。徐国俊抱怨过他粗心，梁青提醒过他态度，孙阿姨甚至偷偷跟我说“这孩子戾气重，怕惹事”。
但我一直在等。
等一个机会，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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