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夜在“老张麻辣烫”店外感受到的那片刻释然与决断，并未能持续到天明。当第一缕灰白的光线透过肮脏的窗棂，将屋内浑浊的空气切割出形状时，昨夜被压制下去的、属于“张总”的那点残余自尊，便如同宿醉后的头痛，顽固地卷土重来。
我真的要去吗？
去那家烟雾缭绕、油腻不堪的小店，对着一个可能比我年轻、学历可能远低于我的人，卑躬屈膝地求一份工作？
去亲手将“观澜集团创始人”这个身份，彻底埋葬在洗洁精和潲水桶里？
脑海里仿佛有两个小人在激烈厮杀。一个声音冰冷而尖锐：“看看你现在的样子！捡垃圾，欠债，连饭都吃不上！还有什么资格谈尊严？活下去！像狗一样活下去也要活下去！” 另一个声音则虚弱而固执：“再想想……也许还有别的办法……总有一条路，不至于此……”
这种内心的拉扯，比单纯的饥饿更消耗人。我在那张硬板床上辗转反侧，直到日上三竿，楼下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哭闹声汇成一片令人烦躁的交响，才不得不挣扎着起身。
口袋里，只剩下最后几张毛票，加起来不到五块钱。胃里空得发慌，那持续的、细微的抽搐感，提醒着我现实的残酷。
我知道，不能再犹豫了。那点可怜的自尊，在绝对的生存压力面前，脆弱得像一张浸水的废纸。
我仔细洗漱了一番——如果可以称之为洗漱的话。用冰冷的自来水泼脸，用力搓掉指甲缝里昨日捡废品留下的黑泥，将那件最不显脏的旧T恤换了上去。我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胡子拉碴、眼神里交织着落魄与最后一丝不甘的男人，试图挤出一个自然的、带着点谦和又不过分卑微的笑容。表情僵硬，比哭还难看。
练习了几次，最终放弃。顺其自然吧。
我走出出租楼，午后的阳光有些刺眼。我刻意绕了点路，避开人流密集的主干道，像做贼一样，迂回地朝着那家“老张麻辣烫”靠近。
越是接近，脚步越是沉重。心脏在胸腔里不规律地跳动着，手心渗出冰冷的汗水。我在巷口停下，远远地望着那家店。
此刻不是饭点，店里客人不多。我能清晰地看到那个系着藏蓝色围裙的店长，正拿着抹布擦拭着柜台。他看起来三十五六岁年纪，身材微胖，头发剃得很短，脸上带着一种长期熬夜和油烟熏染留下的疲惫与油光，但眼神很亮，透着一股小生意人特有的精明和利索。
我就这样站在巷口的阴影里，像个蹩脚的侦探，观察了他将近半个小时。看着他招呼零星的客人，看着他检查冰柜里的食材，看着他跟后厨一个帮工模样的阿姨交代着什么。我在脑海里反复推演着稍后可能发生的对话，斟酌着每一个用词，每一个语气。
不能说不要工资，那显得太假，要么是别有所图，要么就是毫无能力的滥竽充数者。
也不能提过往的辉煌，那是自取其辱。
要编造一个故事，一个既解释了我目前的落魄，又能凸显我与这个岗位匹配度的故事。
要显得踏实，肯干，不惹麻烦，并且……急需这份工作。
一个“人设”的轮廓，在我心中慢慢清晰起来：一个曾经同样经营着小麻辣烫店，但因不可抗力（比如房东恶意涨租）而失败，如今不得不从头开始、踏实打工的……同行落难者。
这个身份，既能解释我对麻辣烫流程的熟悉（减少培训成本），又能博取一丝同情（同病相怜），还显得真实可信（普遍存在的现象）。
就在我反复打磨这个“人设”细节，内心依旧天人交战时，胃部一阵剧烈的痉挛袭来，发出清晰的“咕噜”声。饥饿感像最后的督战队，用疼痛的鞭子狠狠抽打在我的犹豫上。
不能再等了！
我深吸一口气，仿佛要踏入的不是一家小吃店，而是决定命运的考场。我挺直了背脊——不是那种居高临下的挺拔，而是一种试图维持最后体面的、略带僵硬的努力——迈开脚步，朝着那扇玻璃门走去。
推开门的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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