诊所里那两瓶冰冷的液体，如同某种化学洗涤剂，暂时冲刷走了我体内肆虐的高热，却留下了一具更加虚弱、更加空洞的躯壳。当最后一滴药液耗尽，护士面无表情地拔掉针头，用一小块沾着碘伏的棉球随意按在针眼上时，我甚至没有感觉到多少疼痛，只有一种近乎麻木的解脱。
手臂上留下了一个小小的、青紫色的针眼，像一枚耻辱的印章，记录着这场靠陌生人施舍才得以进行的、最低限度的治疗。我扶着墙壁站起身，脚步依旧虚浮，但至少，眼前的景物不再疯狂旋转，头颅里那两根钻刺的钢针也暂时偃旗息鼓。
“欠条拿好，三天，四十八块。”收费窗口那个胖女人隔着玻璃提醒我，语气平淡得像在谈论天气。
我捏着那张薄薄的、写着我编造的假名和欠款金额的纸条，感觉它比铅还重。四十八块，对于一个口袋里只剩下空气的人来说，无异于一座大山。
走出诊所，外面已是华灯初上。城中村的夜晚比白天更加喧嚣和光怪陆离。大排档的油烟混合着劣质音响的轰鸣，霓虹灯招牌闪烁着俗艳的光芒，映照着一张张或疲惫、或放纵、或麻木的面孔。这旺盛的、粗糙的生命力，与我此刻内心的死寂形成了残酷的对比。
高烧退去后，饥饿感以更加凶猛的姿态卷土重来。胃袋像一只被唤醒的饥饿野兽，在空荡荡的腹腔里发出沉闷而持续的咆哮。喉咙虽然不再像着火般灼痛，但干渴依旧。
我需要食物，需要水，需要……钱。
所有的路似乎都已经被堵死。求职是笑话，求助是奢望，甚至连生病都成了一种我负担不起的奢侈。那么，剩下的，似乎就只有那条被社会设计好的、专门用于承接像我这样跌落谷底之人的最后一道安全网——低保。
这个词，曾经离我的世界无比遥远。它只存在于新闻报道里，存在于财务报表的某个边缘注释中，是一个抽象的概念，代表着社会责任的体现。我从未想过，有一天，我会需要亲自去触碰这张网，并且，是以申请者的身份。
这是一种比求职更加彻底的坠落。求职尚且保留着“通过劳动换取报酬”的平等假象，而申请低保，则意味着公开承认自己的无能，承认自己被社会竞争彻底淘汰，需要依靠制度的怜悯才能存活。
尊严？ 在绝对的生存压力面前，这个词显得如此苍白可笑。
第二天清晨，我在饥饿中醒来。感觉比昨天好了一些，但身体依旧沉重无力。我知道，不能再拖了。那四十八块的欠款像达摩克利斯之剑悬在头顶，而空空如也的胃袋也在持续发出最后通牒。
根据打听来的信息，我所在的这个片区，办理低保的社区服务中心就在两条街外。我挣扎着爬起来，用自来水抹了把脸，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窝深陷、脸色蜡黄、胡子拉碴的陌生男人，几乎认不出这就是曾经在财经杂志封面上意气风发的自己。
社区服务中心是一栋略显陈旧的五层小楼，外墙的瓷砖有些已经剥落。门口进出的多是老人和看起来生活窘迫的中年人。我深吸一口气，像是要踏入某个神圣又恐怖的殿堂，迈步走了进去。
大厅里比我想象的要繁忙，但也更加……沉闷。各种办事窗口前排着不长不短的队伍，空气中弥漫着一种纸张、灰尘和消毒水混合的味道，还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属于官僚体系的冷漠气息。人们低声交谈着，脸上大多没什么表情，眼神里带着一种长期与繁琐程序打交道后的疲惫与顺从。
我找到“社会救助”的窗口，前面只有两三个人在排队。很快轮到了我。
窗口后面坐着一个三十多岁、戴着黑框眼镜、梳着一丝不苟发髻的女工作人员。她正低头看着一份文件，感觉到有人，头也不抬地问：“办什么？”
“……申请低保。”我听到自己的声音干涩而微弱。
她终于抬起头，扶了扶眼镜，目光像扫描仪一样在我身上快速扫过。从我廉价的T恤，看到磨损的裤脚，最后落在我因为紧张而微微蜷缩的手指上。她的眼神里没有任何情绪，只有一种公事公办的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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