招聘会现场的喧嚣与羞辱，如同附骨之疽，紧紧跟随着我，一路蔓延至我寄居的这间城中村陋室。那两张被随手丢弃的简历，不仅仅是被扔进了垃圾桶，更像是两记响亮的耳光，狠狠扇在我试图挺起的、残存着些许幻想的脊梁上。
“张总”已死，被现实的利刃肢解，埋葬在人才市场的废纸堆里。而作为普通求职者“张某”的我，甚至连被剥削的价值都得不到认可。这种双重的、彻底的否定，比单纯的饥饿和寒冷更让人绝望。它抽走了我对未来最后一点模糊的想象，将“生存”这两个字，以最狰狞的面目推到我面前。
房间里闷热而潮湿，唯一的窗户透进来的光线被对面楼的墙壁挡去大半，使得屋内永远处于一种昏沉的暮色之中。楼下小贩的叫卖声、孩子的哭闹声、麻将牌的碰撞声，混合成一股永不停歇的、令人心烦意乱的背景噪音。
胃里的空虚感再次变得尖锐，提醒着我口袋里那仅剩的三块钱，甚至不足以支撑我到明天。恐惧，一种对彻底沦为街头饿殍的原始恐惧，像冰冷的藤蔓，缠绕上我的心脏，越收越紧。
我必须想办法弄到钱，弄到食物。任何办法。
在这个念头驱使下，一个被我刻意压抑、不愿触碰的选项，浮出了水面——电话求助。
我的手机，那部曾经24小时待命、处理着动辄千万级生意的智能手机，早已在离开北京时就因欠费而停机，最终也不知遗失在了哪个混乱的角落。此刻，我手里攥着的，是在城中村一个小卖部里，用十块钱（那是我当时身上一半的财产）买来的、最老式的诺基亚黑白屏手机。它只能打电话和发短信，待机时间长得像上个世纪的产物。里面空空如也，没有一个联系人。
但我还记得几个号码。几个曾经我以为牢不可破的、属于“自己人”的号码。
第一个，是赵强。他是我一手从底层提拔起来的副总裁，当年跟着我打江山时，曾不止一次红着眼圈说：“张总，没有您，就没有我赵强的今天！这辈子我跟定您了！” 我记得他家人生病时，我动用人脉为他联系最好的专家；他项目出错，是我力排众议替他扛下了所有压力。
我走到楼下，找到那个贴着“公用电话”红纸的小卖部窗口。守着电话的是一个打着瞌睡的老头。市内电话，一块钱五分钟。
我深吸了一口气，仿佛要踏入的不是一个电话亭，而是一个审判庭。我投下一枚珍贵的一元硬币，听着它落入钱箱的沉闷声响，然后，凭着记忆，极其缓慢地、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颤抖，按下了那串熟悉的数字。
听筒里传来“嘟…嘟…”的忙音。每一声，都敲打在我紧绷的神经上。
响了七八声，就在我以为无人接听时，电话通了。
“喂？哪位？” 是赵强的声音，听起来有些遥远，带着一丝被打扰的不耐。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喉咙发紧，声音干涩得几乎变形：“强……强子，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足足有三四秒钟，死一般的寂静。我能听到自己如擂鼓般的心跳声。
“……张……张总？” 他的声音里充满了难以置信的惊愕，随即，那惊愕迅速转化为一种刻意的、带着距离感的冷静，“您……您怎么用这个号码？”
“我……我手机丢了。”我艰难地开口，感觉每一个字都像在往外掏着内脏，“我现在……在南方，遇到点困难。强子，你手头……方不方便？能不能先借我点钱应应急？不多，三五千就行，等我找到工作立刻还你！”
我一口气说完，生怕中途失去勇气。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这次，我能清晰地听到他那边似乎有酒杯碰撞和隐约的谈笑声，像是在某个饭局上。
“哎呀，张总……”他的声音再次响起，语气变得极其“诚恳”，却又带着一种显而易见的推脱，“您看您这话说的，您这么大的老板，还能缺这点钱？是不是在考验我呢？呵呵。”
我的心一点点沉下去。
“我是说真的，强子。”我试图让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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