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三尺,谁也不许多拿。”老罗吧嗒着嘴,像是在分发什么神圣的法器,“回去都给我绑在手上练。这就是你们的命根子。”
晨光里,陈秀云站在那儿,残缺的手指轻轻理着那些红线,像是把某种看不见的血脉,接到了这群年轻人的手腕上。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剩下的那大半卷红线,这玩意儿还真挺好用。
而且,我没记错的话,过几天还有个更棘手的“大家伙”要进厂大修,那上面的精密管路,怕是比这簧片还要难伺候百倍。
到时候,这剩下的红绳,恐怕还得派上大用场。
那几卷剩下的红绳被我随手拢在桌案上,像是一捧凝固的血脉。
我本来想把它们收进废料箱,手一过秤,心里却是一咯噔。不对劲。
我随手拎起一根,扯直了,跟工作台上的刻度尺比划了一下。
一米整。
再拎起一根,还是一米。
我像个强迫症患者一样,一口气量了二十多根。
每一根红绳的长度,都精准得像是用激光切割过一样,误差绝对不超过两毫米。
老罗那个闷葫芦,这就是他给我的“惊喜”。
我脑子里突然闪过昨晚的画面:昏黄的灯泡底下,老罗并没有用那把除了刻度模糊什么都好的旧卷尺,而是把线头往大拇指上一绕,顺着手肘这么一拐,再往回一收,“崩”的一声咬断。
还有陈秀云。
她在把那块救命的胡杨布递给那个傻学徒之前,那只有残疾的左手,下意识地在自己右手的小臂上比划了一下。
从手腕横纹到肘窝,那是她的尺。
三尺。
在这个连游标卡尺都得当祖宗供着的年代,这帮老技工把标准长在了肉里。
我翻箱倒柜,从那堆垫桌角的破书里扒拉出半本发黄的《鞍钢电工守则》。
这玩意儿不知道是哪年的老古董,纸脆得像油炸果子。
翻到“工具自校”那一章,一行被油渍浸透的小字跳进了眼帘:
“线长三尺,心距可凭。”
我的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了一下,有点发烫。
上辈子在研究所,我们迷信的是德国人的数控机床,是日本人那令人发指的公差表。
我们总觉得精度是机器给的,却忘了在工业化的荒原上,人才是最精密的万能校准器。
这不是粗放,这是一种被逼出来的、带着血肉温度的极限精密。
为了验证这个猜想,我没让人闲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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