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录音，不能带人。”
“我去。”我立刻说。
当晚六点，市郊一家老茶馆。
昏黄的煤油灯摇曳着人影，水汽氤氲，掩盖了彼此的脸色。
苏晚晴穿着一身素灰呢子大衣，戴着围巾，扮作省机械厅调研员，坐在我身边。
她没说话，但眼神如刃，扫过每一个角落。
孙会计来了，瘦弱，手指冻得通红，怀里紧紧抱着一个洗得发白的布包。
她坐下后，手一直在抖。
“我……我不是叛徒。”她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可我不能再昧着良心做事了。”
她从包里掏出一份手抄件，纸页泛黄，显然是连夜抄的。
“这是上周五的调阅日志副本。”她指着一行字，“周干事——红星厂组织科的周志远——以‘组织审查紧急备案’为由，申请提取林世昌档案。但签字人不是局长，是他自己写的代批条，模仿领导笔迹。”
我盯着那行字，心跳加快。
“真正原件从未出库。”她又指向一个编号，“他们用的是内部复印室私自重做的假件，换了内容，再套上旧档号。我……我是被逼着在假件上盖的省局认证章。他们威胁我说，如果不配合，就举报我‘占用正式编制名额’，让我滚回乡下。”
她说完，眼泪终于落下。
我沉默地接过手抄件，目光落在时间戳上：17:48分用印。
正是下班交接的空档，监管最松的时候。
那一刻，吴老师傅的话在我耳边炸响：“制度最严的地方，往往藏着最大的漏洞。”
他们利用了流程的惯性，钻了权限的空子，甚至操控了一个临时工的命运，只为把我钉死在“黑五类”的耻辱柱上。
可他们忘了——我懂系统，更懂人性。
当晚十一点，我带着小赵潜入厂部文书科。
他是个老实巴交的档案员，我救过他弟弟的命，信得过。
我们借口整理“工业学大庆”宣传新规材料，翻查近半月所有对外公函底稿。
灯光昏暗，纸张沙沙作响。
就在一堆正常文件中，我抽出一封未归档的函件——
《关于林钧同志政审补充说明的函》
落款：红星厂组织科
日期：昨日
内容：引用所谓“确凿历史污点”，建议暂缓其技术员转正及项目参与资格。
我一眼认出，里面描述的“敌伪任职经历”“隐瞒出身”等措辞，与那份伪造档案一字不差。
他们不仅要造假，还要让假的变成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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