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测2.8厘米，边缘有锯齿状毛刺，是钢印机滚轮磨损导致的重复性瑕疵——我们厂去年报废的那台翻印机，正是这个毛病。”
我抬头看向周志远：“您说它是真的？那请问，是谁在1962年就用了五年后才配发的纸？又是谁，用一台还没报废的机器，提前盖了章？”
他脸色猛地一白，喉结动了动：“纸假……不代表事假！就算材料有误，也不能说明他父亲清白！”
我笑了，笑得有点冷。
“好，那我说件事——一个活生生的人，做过的事，流过的血，不是一张纸能抹掉的。”
我缓缓从内袋取出那张残破的立功证书，小心翼翼展开。
红章虽褪，可“大功一次”四个字，仍如烙铁般烫眼。
“这是我父亲，林世昌，在三十七年腊月，冒着零下四十度的风雪，七次抢通军列电报线，被东北野战军后勤部记下的功勋。”我声音低下去，却更沉，“他在暴风雪里架线，手指冻断了都不肯下火线，就为了让前线战士能听到命令。这样的人，您跟我说他是‘敌伪余孽’？”
阳光正巧落在“大功”二字上，那抹红色，像刚染上的血。
会议室陷入死寂。
梁副厂长缓缓起身，走到我面前，接过证书，一寸一寸地看，眼神越来越肃。
良久，他转向众人，声音如铁：
“这份材料，我会立即报送上级纪检组复核。但在结果出来前，请记住——我们红星厂的技术进步，是靠一个个工人流汗拼出来的，不是靠翻祖宗三代的账本定的。”
散会后，我走出办公楼，雨不知何时停了。
苏晚晴站在走廊尽头，递来一杯热茶，瓷杯温着掌心。
“你今天说的话，”她看着我疲惫却明亮的眼睛，“不只是为自己辩，是为所有低头干活的人发声。”
我没说话，只轻轻点了点头。
远处锻锤敲击声依旧，叮当、叮当，像心跳，像脉搏，像某种不可阻挡的东西正在苏醒。
而当我回到办公室，摊开所有材料准备归档时，目光忽然停在伪造档案的骑缝章上——
那枚省档案局的认证章，位置偏移了1.5毫米。
不对劲。
这种级别的审查流程，盖章必须严丝合缝。
偏移？
要么是人为错位，要么……就是扫描拼接时，根本就没对齐原章。
我盯着那道细微的缝隙，指尖发凉。
问题来了——
这张假档案，是怎么通过省里认证环节，堂而皇之地出现在组织科案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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