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说得直白，却句句戳中要害。
我低头记着，笔尖沙沙响。
忽然抬头：“那就反过来想——不是让工人适应图纸，而是让图纸适应现场。”
屋里静了一瞬。
我在纸上画了个简单的闭环：装配反馈→问题标注→设计修订→新版下发。
“每次装配出的问题，当场拍照编号，贴标签，记入台账，反向标注回原始设计图。下次出图，这些坑就不该再踩。”
老谭盯着那圈箭头看了半天，猛地拍大腿：“这不就是咱们修拖拉机那套嘛！坏了哪儿，就记在本子上，下回换零件绕开毛病！你这……是把经验变成规矩？”
我点头：“不止是经验，是系统。”
苏晚晴看着那张草图，眼神一点点亮起来。
她拿起红笔，在顶部郑重写下一行字：
《基于现场反馈的协同设计机制研究》
七个字，像七颗钉子，钉进了这个死气沉沉的房间。
接下来三天，我和小赵扎进了装配线。
白天蹲在工位旁，看人拧螺丝、对接模块、卡壳、骂娘、拆卸重来。
夜里回来剪废铁皮，做成巴掌大的“问题标签”，红漆写编号，蓝漆标类型——干涉、错位、公差不足、装配顺序不合理……
每发现一处，就贴在对应部件上，拍照存档。
三天下来，十七台待装炮架，贴满了上百个标签，像披了一身锈斑的铠甲。
而苏晚晴那边，翻烂了三本苏联《装甲车辆总装规范》，又调出国内同类产品近三年的返修记录，硬是扒出二十处“理想化设计”与“实际条件”的冲突点。
比如，某连接法兰要求六颗螺栓同步紧固，可现场只有两个液压扳手；再比如，舱盖铰链安装角度精确到分，但焊接变形无法避免——图纸上写着“严格按图施工”，可谁来教工人怎么对抗金属的脾气？
第四天夜里，办公室只剩我们俩。
窗外风雪呼啸，屋内灯泡昏黄，桌上摊满照片、标签、笔记。
她突然抬起头，眼睛有点红，声音却极稳：
“林钧，我们一直在改工艺，补漏洞，可源头呢？设计的时候，能不能就知道它装不上？”
我心头猛地一震。
CAD？
三维仿真？
1962年连计算器都没有。
可……物理仿真呢？
我盯着墙角那堆木模边角料，脑子里闪过一道光。
“能。”我说，“我们可以造一台‘会说话’的样机。”
她怔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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