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2月21日，清晨5时15分，凡尔登东北，默兹河东岸
凌晨时分，整个世界都被一层厚厚的浓雾所覆盖，仿佛一块巨大而又湿漉漉的裹尸布，沉甸甸地压在了大地上。这诡异的雾气使得人们的视线受到了极大限制，能见度甚至不足一百米。
在德军前沿的一个隐蔽观察哨所内，炮兵观测员汉斯·迈尔中尉正全神贯注地透过那架精致的剪式望远镜，死死盯着远处西方法军阵地方向若隐若现的轮廓。尽管寒冷刺骨的夜风早已将他的手指冻得几乎失去知觉，但他依然牢牢握住手中那支用来记录观测数据的铅笔。
风向已经确定无误， 迈尔中尉压低声音对着嘴边的电话筒说道，语气坚定且沉稳，目前风势为东北偏东风向，风速约为每秒 米左右。空气相对湿度高达百分之八十五。这样的气象条件......简直堪称完美！
电话那头传来炮兵指挥部冷静的回应：“收到。毒气单位进入最后准备。你们有五分钟撤离观测哨。”
迈尔收起望远镜，对身旁的观测兵点点头。两人迅速拆解设备，沿着交通壕向后撤退。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诡异的甜腥味——不是战场上常见的硝烟和腐烂气味，而是某种化学品的预兆。
他们经过一排排覆盖着帆布的钢瓶。每个钢瓶都有一人高，漆成哑光灰色，通过橡胶管连接到朝向法军阵地的发射管。戴着防毒面具的工兵正在做最后检查，手势急促而专业。
“快点，中尉，”一名工兵嘶哑的声音从面具后传来，“十分钟后这里就是死亡区。”
迈尔加快脚步。作为炮兵观测员，他见过1915年4月伊普尔第一次大规模毒气攻击的可怕效果，也见过同年秋季香槟战役中不成功的毒气尝试。但这次不同——这次是凡尔登，是皇帝亲自批准的“处决地行动”，而毒气只是开胃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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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30分，德军炮兵阵地纵深，地下指挥所
第5集团军炮兵司令格奥尔格·冯·布劳希奇上校站在巨大的沙盘前，盯着代表时间的时钟。沙盘上，凡尔登要塞区的地形以1:5000的比例精确再现，每一座堡垒、每一条堑壕、每一处机枪巢都用微型模型标注。
“气象最后报告，”气象官的声音在地下室里回荡，“东北风持续，预计维持至少四小时。逆温层高度150米，有利于毒气滞留地面。”
布劳希奇点头。逆温层是毒气攻击的关键——正常情况下，气温随高度增加而降低，空气对流会将毒气抬升稀释。但逆温条件下，地面附近气温低于高空，形成一层“盖子”，能将毒气牢牢压在地表，延长有效杀伤时间。
“毒气部队准备完毕，”毒气战指挥官奥托·彼得森少校报告，“第1至第8毒气连，总计安装氯气钢瓶5760具，光气钢瓶1440具。按照每米前线具钢瓶的密度部署，覆盖宽度12公里。”
布劳希奇的手指在沙盘上划过那道12公里宽的弧线：“目标区域？”
“法军第30军防区，重点是304高地、死人山、杜奥蒙堡外围阵地。根据航空侦察和无线电监听，这里是法军防御相对薄弱但位置关键的突出部。”
“法国人的防毒装备？”
“标准型号，但存量不足。我们的情报显示，法军每个连只有约30具防毒面具，且多数是早期型号，对光气防护效果有限。”
光气——这是德军在凡尔登投入的新武器。与单纯的氯气不同，光气（碳酰氯）是窒息性毒剂，攻击肺部导致肺水肿，症状可能延迟12-24小时出现，让受害者误以为自己逃过一劫，然后在睡梦中窒息而死。
布劳希奇看了看墙上的时钟：5时42分。距离炮击开始还有18分钟，而毒气攻击将在炮击前5分钟发动。
“通知各部队：防毒面具最后检查。我可不想自己的士兵成为毒气的第一批受害者。”
命令通过电话和传令兵迅速传达。前沿堑壕里，德军士兵最后一次检查面具的密封性，用手指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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