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厂工人，1991 年头部工伤后就长期休假，现在靠伤残津贴生活。没有前科劣迹。” 李福良的手指在 “头部工伤” 几个字上停顿片刻：“工伤后性格有没有变化？人际关系怎么样？”“我问过他以前的工友，说他工伤前挺老实的，出事后就变了，整天泡在舞厅里，还跟不少女人不清不楚。” 吕永生补充道。
更关键的线索来自一位知情人的供述。这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女工告诉刑警，曹亚祥经常替李某接任某下班：“李某爱喝酒，有时候任某上夜班，他喝醉了就叫曹亚祥去接。曹亚祥每次都很乐意，还帮任某拎包，看着挺热心的。” 李福良眼睛一亮：“任某失踪那天，有没有人见过曹亚祥？” 知情人想了想：“好像没有，但有人说看到任某在选矿药剂厂门口的电话亭打过传呼，之后就没人见过她了。”
传呼机！李福良猛地一拍桌子。在 1995 年的沈阳，传呼机还是稀罕物，每一条传呼记录都会在传呼台保存一段时间。三人立刻驱车赶往铁西区的传呼服务中心，值班人员听说事关人命，不敢怠慢，立刻调出了 8 月 5 日的传呼记录。密密麻麻的数字在屏幕上滚动，吕永生的眼睛死死盯着屏幕，生怕错过任何一个关键信息。
“停！” 张东旭突然喊道。屏幕上清晰地显示着：8 月 5 日 23 时 20 分，选矿药剂厂门前电话亭呼出，呼叫对象曹亚祥，留言 “等你接我”。李福良的嘴角露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微笑：“线索对上了。任某最后联系的人，就是曹亚祥。” 但他随即又皱起眉头，“曹亚祥的动机是什么？如果是拐卖，他一个人未必能成事；如果是杀人，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为了避免打草惊蛇，警方决定对曹亚祥实施秘密监控。吕永生和张东旭轮流蹲守在曹亚祥家附近的隐蔽角落，观察他的一举一动。他们发现，曹亚祥的生活极其规律却又透着诡异：每天下午出门，深夜才回来，大多时候去舞厅或酒吧，偶尔会带不同的女人回家，但这些女人第二天一早就会离开。更奇怪的是，他每隔几天就会骑着一辆破旧的驴车出门，回来时车上总是空空如也，身上却带着浓重的腥臭味。
10 月 23 日晚，铁西区的街头已经有些凉意。曹亚祥从舞厅出来，醉醺醺地哼着小曲往家走，刚拐进燕粉街的小巷，突然从暗处冲出几名刑警，没等他反应过来，手铐已经牢牢锁住了他的手腕。“你们干什么？我是好人！” 曹亚祥挣扎着喊叫，声音里带着酒后的含糊。李福良走上前，亮出警官证：“曹亚祥，我们怀疑你与多起女青年失踪案有关，跟我们走一趟。”
审讯室里，灯光惨白刺眼。曹亚祥坐在椅子上，双手放在膝盖上，看上去十分顺从。他身材不足一米七，前额微秃，深陷的眼窝让眼睛显得格外突出，两条倒八字眉斜斜挑起，瘦削的脸颊泛着不健康的灰白色，完全不像典型的东北汉子。“警察同志，我冤枉啊，我就是个普通工人，怎么会跟失踪案有关？” 他的声音细细软软，带着一丝委屈。
李福良将一杯水推到他面前：“8 月 5 号晚上，任某给你打了传呼，让你去接她，为什么你没去？” 曹亚祥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恢复平静：“我没收到啊，可能传呼机坏了吧。我那天在家陪儿子，根本没出门。”“你儿子说，那天晚上你十点多就出去了，直到凌晨才回来。” 吕永生突然开口，死死盯着他的眼睛。曹亚祥的喉结滚动了一下，沉默片刻后又辩解道：“我出去买烟了，附近的小卖部都关门了，走了挺远的。”
接下来的三天，无论刑警们如何讯问，曹亚祥都一口咬定自己与此事无关，回答问题滴水不漏，没有露出任何破绽。审讯陷入了僵局，张东旭有些急躁：“这小子太狡猾了，是不是我们漏了什么？” 李福良却很冷静：“越是这样，越说明他有问题。给他点时间，也给我们点时间，等传呼台的正式证明出来，看他还怎么抵赖。”
10 月 27 日上午，传呼台的证明材料送到了刑警队。李福良拿着盖着公章的记录单，再次走进审讯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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