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国子监内新学与旧儒思想交锋的余波尚未平息，一份由枢密院会同兵部、格物院医学所联名上奏的《陆军及海军医疗保障改革疏》，便再次在朝堂之上，引了一场虽不似思想辩论那般激烈，却同样关乎帝国根基的讨论。
这份奏疏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刚刚结束的收复台湾之役。
战役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随军的几位格物院医学所观察员，以及部分有心的将领如陈泽，在战后总结中都提到了一个无法忽视的问题：军中医护。
奏疏中详细列举了台湾战役中暴露出的医疗困境：前线伤兵救治完全依赖随军的、数量严重不足的传统“金疮医”
和僧道郎中，手段原始，多依靠经验；伤兵转运回后方营地的过程混乱而漫长，许多本可挽救的士兵因失血过多或感染，死在了颠簸的路上；营地里所谓的“医棚”
条件恶劣，缺乏统一的卫生管理，伤口“疽”
（感染）而死的比率，甚至过了阵亡人数；对于敌方伤兵，更是往往弃之不顾，任其自生自灭，这不仅有违人道，有时反而会激化当地人的抵抗情绪。
“陛下，”
奏疏的主笔人，格物院医学所副主事，一位曾深入前线、脸上还带着南方烈日灼伤痕迹的中年人张继科，在御前会议上慷慨陈词，“台湾一战，我军将士勇猛无畏，火炮犀利，战舰坚牢，此乃陛下圣明，格物之功。
然，许多忠勇之士并非死于敌酋刀炮，而是亡于伤后救治不力！
一卒之成，需数年操练，耗费钱粮无数，却因区区创伤溃烂而折损，实乃国之憾事！”
他顿了顿，声音更加沉痛：“臣等观红夷（荷兰）伤兵，其随军医者虽手段与我不同，却有固定流程，伤兵集中管理，虽亦多死亡，然其体系初具。
反观我军，虽有勇力，于此道却落后矣！
长此以往，于军心士气，于兵员保全，皆为巨大隐患。”
张继科的话，让参与会议的不少老成持重的将领，如刚刚卸任海军提督、转任枢密院副使的郑芝龙等人，都陷入了沉思。
他们久经战阵，见惯了生死，但也深知张继科所言非虚。
一支只能打胜仗，却无法有效保全有生力量的军队，终究是跛足的。
“尔等有何具体章程？”
朱由检端坐于上，声音平静，但目光锐利。
他对此事的关注，远寻常臣子的想象。
在第二卷推动格物院设立医学所，支持其研究“病菌说”
、推广“高温消毒法”
时，他就已经预见到这一天。
战争的形态在改变，后勤与医疗保障必须跟上。
张继科深吸一口气，呈上了详细的方案：
“臣等愚见，当在陆军及海军体系中，建立独立的‘军医司’，专司一切医疗卫生事宜。
其要之务，乃系统培训‘战地救护员’。”
他解释道，这些救护员不同于传统郎中，需由识文断字、身体强健的士兵中选拔，接受格物院医学所统一的成培训，掌握止血、包扎、固定、搬运以及识别常见战场疾病等基本技能，并配标准化的急救包。
他们将被分配到最基层的哨、队一级，确保伤员能在第一时间得到初步处理。
“其二，于各主力镇、协以及海军分舰队，常设‘野战医院’。”
张继科继续阐述，“此医院非固定建筑，乃由特制帐篷、车辆或舰船舱室构成，具备机动性。
院内需划分清洁区、处置区、重伤区，配备经过更严格培训的医官、护士（可从民间招募健妇或使用轻伤员），储备足量药材、器械，并能进行较为复杂的外科处置。
重伤员经前线救护员处理后，需尽快后送至此类医院。”
这时，一位兵部的老郎中提出了异议：“张主事所言，固然有理。
然则，此举耗费巨大！
培训人员、设立医院、配备药材器械，皆需银钱。
且我军历来编制，并无此等员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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